纷飞舞
纷飞舞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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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的世界 (资料图)
聋哑儿童 (资料图)过去的一年多，摄影师刘浚致力于拍摄中国聋哑儿童的生活。他的镜头里，记录了上百名聋儿的生存状态。这个28岁的年轻人，被父母责怪为没有一份“正经工作”，也没有稳定收入。唯一能表明他身份的，是名片上印着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官方合作摄影师”。
3月26日，T42次列车缓缓驶出北京西站。刘浚要赶去陕西“还债”。“债”是去年11月欠下的。几位西安网友给他发来一些聋哑学生的信息，并邀请他前去拍摄。但那恰好是他最穷的时候，“钱包里只有30块钱”，买不起一张到西安的火车票。他只好告诉网友，“眼下很忙，等等再说”。
实际上，刘浚转身便去挣钱攒路费了。
一个家庭有多脆弱
在火车上安顿好，刘浚从马甲兜里掏出网友提供的失聪学生名单。这些学生大都就读于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红太阳学校。
只是他还未来得及看名单，手机已收到短信息。发信息的人是西安美术学院特殊教育学院的一名毕业生，邀请他去拍摄那里的失聪大学生。
“跟他们交流时，尽量要说这个，不要直接说‘聋哑’俩字，不然他们可能会介意。”小伙子一脸严肃地指着“失聪”两个字，提醒记者。
经过19个小时奔波，刘浚冒雨赶到了红太阳学校。校园不大，200多名健全学生和34名失聪孩子同处一个院子学习和生活。
刘浚扔下行李，拿起相机，抓了一把糖果塞进马甲兜里，便直奔二楼的聋儿教室而去。眼前的学生，最小的6岁，最大的19岁，都趴在油漆斑驳的课桌上，挤在两个相互连着的小教室里。
“我可以拍照吗？”他压低声音问正在上课的女教师高亚兰。
“什么？你大声说，他们听不到，不会受影响。”高亚兰提醒道。
近4个月没有直接和聋哑人打交道，经高亚兰一提醒，刘浚忍不住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
他习惯性地把目光转向孩子们的耳朵，发现“竟然没有一个戴助听器的”。
“拍了那么多聋儿，这是我见到的最惨的！”在拍照的间隙，他一遍遍向身旁的网友感叹道。
后来到西安美院特殊教育学院时，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小伙儿首先看的，还是学生们的耳朵。他发现全院90个学生，只有一个做了人工耳蜗（一种能使全聋患者恢复听觉的医学装置）手术。
做一个这样的手术，大约需要20万元左右，那大概是他肩上背的摄影器材的价格。
这是刘浚第一到西部拍摄，像这样一次次令他震惊的状况，一直伴随他的整个拍摄过程。
名单上第一个名字是“雷海珍”。不过，13岁的小女孩几天前患上感冒，已被母亲领回武功县薛固乡下雷村的家里，一直在打吊瓶。
刘浚约上高亚兰，租车赶到雷家。刚刚病愈的雷海珍正在纺线。卧室又暗又小，土炕前勉强能摆下一架纺车。十几个纺锤上的红线与白线，是她和妈妈轮流纺出来的。雷海珍用手语告诉老师，这是在给姐姐织嫁妆。
小海珍身上的衣服，全是网友捐的。透过鞋尖已经开裂的运动鞋，能够看见白色的袜子。见有陌生人来，她用力把脚趾往里面缩，想不让袜子露出来，同时把红肿的双手紧紧插在衣兜里。
不过，看到老师让她很高兴，脸上便挂着笑容。这表情像是“傻笑”，高亚兰很熟悉。2007年春天，雷海珍来学校报名，高亚兰第一次见到她时，这个女孩就是冲老师傻笑了一下。那时，雷海珍穿着已经发白的红色外套和蓝色牛仔裤，脚上的运动鞋也开胶了。
那年海珍11岁了，才开始上一年级。高亚兰带她去和班里同学见面时，雷海珍也是朝大家咧嘴笑了一下，然后走到自己的座位上，从粉红色的旧书包里，掏出一个本子和半截铅笔。除此之外，她再无其他文具。
如今雷海珍也是傻笑着，到门口迎接老师和客人。她身后的门洞上，垂挂着塑料和旧布条，下面依次摆着一个陶缸、几个大小不一的铝盆和塑料盆。屋檐上的雨水沿着塑料和旧布条，有一滴没一滴地滴着。陶缸里略显浑浊的水中，能看见一些小虫子在蠕动。
雷海珍的妈妈解释说，这雨水要用来洗菜和洗手洗脚。自家井上的水泵坏了很长时间了，没钱买新的，吃水只好从邻居的井里提。这赶上雨天，接点雨水，少从邻居那里提点水，也就少讨人嫌。
由于家里欠人家4000块钱，雷海珍的爸爸已在十几天前出去躲债了。在孩子们上学需要用钱时，这个男人常常会“失踪”。门楣上贴的一小张红色剪纸，在微微颤动。她家过年没钱买对联，就贴了这剪纸。
在邻居眼里，这个家现在已经不像个家了。从他们七嘴八舌的介绍中，刘浚得知，雷海珍的爸爸是当地技术最好的电焊工之一，脑子挺灵。1988年，雷海珍的姐姐出生。3年后，雷家盼来了一个儿子，却发现是先天性残疾。1996年，在雷海珍出生前，家人都希望生下的是个健康的儿子。
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很严，为避免被工作队的人发现，刚生下的女孩儿被整天捂在炕上。悲剧最终在雷海珍7个月大的时候发生。她的耳朵开始流脓流血，她妈妈向婆婆要钱给孩子看病，却遭到了失望老人的拒绝。几经拖延，雷海珍最终失聪。
不仅如此，这个不怎么受家人待见的小女儿，也没有给上户口。一岁半时，她被送给甘肃的一户人家。几十天后，对方发现孩子对声音没反应，就又送了回来。
刘浚试图问雷海珍一些问题，但因为她所学的手语有限，小姑娘只能表现出一脸茫然，紧张地靠在墙上，用手不断抠墙上的小孔。
在她哥哥看来，正是自己的残疾和妹妹的聋哑，使得“整个家庭的幸福和信心，都在瞬间破碎了”。
“我爸爸对我们这个家没有信心了，没负起责任。”18岁的小伙子说道。他的神情有些忧郁，甚至带着一丝冷漠。
他成绩优异，考上了当地最好的高中。妹妹这些年的遭遇，他很清楚。“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妹妹过上好日子！”在与刘浚道别时，他郑重地说了这句话。
一张“全家福”有多难
这样的话，刘浚已经听了不下百次。
2008年9月，他到深圳拍摄一个聋儿。孩子的爸爸和爷爷，都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身家以亿计。一下飞机，刘浚便被一辆奔驰车接到了别墅里。当晚，平时不怎么沾酒的老爷子多喝了几杯，之后跟这个年轻人几乎倒了一晚上苦水。
老爷子当初立下规矩，如果儿媳能生个孙子，便大加奖励。最终孙子生了，却发现先天失聪，“一家人的心顿时一紧”。
“只要能把孙子的耳朵治好，花多少钱都行。”老爷子几乎逢人便是这句话。他花钱为孙子做了耳蜗手术，把孩子送到香港最好的语训学校，家里还专门请了一个语训老师。在老爷子看来，只有这样把钱花到了，心里才稍微觉得安慰。
有一天，孙子终于开口喊了声“爷爷”，尽管听上去有些大舌头的感觉，但这让老爷子高兴了好几天。
“你知道吗，叫这一声‘爷爷’，花了四五万块钱。”老爷子告诉刘浚。但他转瞬又强调：“如果孙子正常，我宁愿住筒子楼！”
花钱买安慰这样的事情，对武功县彭家底村的彭永发来说，实在太过奢侈了。这个66岁的乡村医生，是名单上的学生彭仪的爷爷。随着两个聋哑儿子的出生，他的幸福生活似乎也突然消失了。
好在老人名声不错，两个儿子最终都娶妻生子。但老人心里的那根“弦”从没敢松，直到大儿子生下一对健康的孩子，他终于喘了一口气。
但这口气并没喘太久。2003年10月，小孙女彭仪出生，孩子像她妈妈一样，仅仅残存一点听力。不仅如此，在发现女儿也聋哑之后，彭仪的妈妈丢下女儿和丈夫，在2005年春节离家出走。
找回妻子，成了彭仪的爸爸这些年唯一做的事。“这4年多，他一直在外面，有时候一年回家一次，有时候整年不归。”彭永发苦笑着告诉刘浚。
每当彭仪问起妈妈怎么还不回来，老人一如既往地告诉孩子“妈妈在外面打工忙”。须发花白的老人，不得不亲自将年幼的彭仪拉扯大。而彭仪叫得最清晰的，也是“爷爷”这个称呼。
作为医生，老人原本不信神信鬼。但在孙女出生后，有人说是彭家的祖坟埋得不好。这个一度只信科学的老人，第一次动了自家祖坟。他甚至还请来巫婆作法。
“没有办法，就当是为娃们积德积福吧。”老人摸着彭仪的头，无奈地说。
2008年6月，刘浚在安徽农村时，也有聋儿的爷爷拉着他哭诉：“我们家祖上八辈都是贫农，没有为富不仁，没干什么不积德的事啊！”
27岁的刘珍从西安美院特殊教育学院毕业后，临时留校工作。她至今还记得24年前自己因注射青霉素过量而失聪时，妈妈带着自己四处求医的情景。“那时我妈妈非常痛苦，差点不想活了。”她在纸上一笔一画地写道。
刘珍聪明漂亮，2008年曾参加残奥会开幕式表演。在学院里，她是学生们的老师和“青春榜样”。正是父母的苦苦支撑，才使得她一步步完成了大学教育。
到聋儿家拍照时，刘浚无一例外会给每家都拍一张全家福。
这个习惯来自他在吉林白城的一次经历。那个聋儿家庭，装不起防冻玻璃，虽是中午，但家里的墙壁上凝着霜，窗台上结着冰。家里两个孩子唯一可玩的东西，是一副扑克牌。哥哥站在炕上一把将牌在空中撒开，口中喊“下雪了”，失聪的弟弟则从地上把牌一张张拾起来，交给哥哥。他们一遍遍地重复玩这个游戏。
刘浚在一旁拍下这个场面后，孩子的父亲开口了。他请刘浚给他们拍张全家福，理由很简单——“等我死了，孩子看到照片，还知道我长什么样。”
拍完这张全家福，刘浚说，他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聋儿幸福不幸福，首先在于全家人怎样呵护。”
如今，他有了更鲜活的解释：“你看看刘珍，如果不是她爸妈和家人一心想救她，她绝对没有今天。”
当然，他更忘不了的是在北京聋校昌平分校看到的一幕。时值新年，学校给孩子们分蛋糕吃。蛋糕刚刚切好，有个孩子便冲过来抢了最大的一块，扭头便走。
“这个孩子怎么这么自私！”刘浚心想。但后来他发现，抢到蛋糕的孩子，自己并没有吃，而是径直拿着蛋糕到了另一间教室，找到了另一个孩子。
刘浚记住了这个“自私”的孩子，并和在聋校附近租住的聋儿家长们聊起这事。有家长告诉他，那两个孩子是兄弟俩，都是聋儿。家里经济条件有限，只能给一个孩子做耳蜗手术，另一个戴助听器。父母原本决定让兄弟俩抓阄，但哥哥知道后，把做耳蜗手术的机会留给了弟弟。那个抢蛋糕的孩子正是弟弟，他要把好东西给他哥哥。
只是，这次在陕西拍的这两张“全家福”，让刘浚觉得不是滋味。在照片里，6岁的彭仪看不到她的父母，13岁的雷海珍也找不到她爸爸的影子。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王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