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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公积金楼各地迎最低工资调整年 最低涨一成
2010年05月10日 10:41:00 第一财经日报
近期，多省份纷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幅度均超过一成。
经济第一大省广东的调整颇为引人关注。5月1日，广东开始执行上调后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后全省最低工资标准水平平均提高21.1%。每个类别增长率都接近或超过20%。其中执行最高的一类标准的广州由原来的860元/月提升至1100元/月（租房够不够？那些呼吁拆掉城中村后涨房价的人有没有想过他们租不起房之后，你家的便宜保姆、水店送水工、饭店的服务员。。。还能为你提供物美价廉的服务吗？租房都租不起，更别说把他们当刚需希望他们买房了。），涨幅高达27.9%。
另一制造业大省山东的最低工资标准自5月1日起，由原来的760元、620元、500元三档调整为920元、760元、600元三档，比原标准平均增长21.2%，上调绝对值为历年最高。
粤鲁之外，吉林省最低工资标准自5月1日起有所上调，调整后长春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820元，涨幅达到26.2%。宁夏将最低月工资标准分别从目前的560元、530元、490元，提高到710元、660元和605元，涨幅达24.9%。湖北亦由700元、600元、520元、450元上调至900元、750元、670元、600元，平均涨幅超过了28%。
而此前，江苏、浙江、福建、上海、天津、山西等省份已先后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涨幅均超过了10%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4月曾透露，今年还有20个省份预计将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发现，多地上一次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大多在两年前即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在经历了去年以来的促增长之后，此次调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力度颇大。 对沿海地区来说，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一个重要的意义就在于缓解当前日益严峻的用工荒局面，增强就业吸引力，引导外来劳动力回流。根据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一项调查显示，广州市五成招不到工的企业都是因为工资水平低。
整体来看，不论是沿海还是内地，各地普遍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将有利于分配结构的调整，改变多年来劳动报酬增长远低于GDP增长速度的趋势，从而拉动消费、扩大内需。
对企业来说，最低工资标准的增加，可能意味着经营成本的增加。“作为雇主来说，并不希望增加劳动成本负担，这个标准“五一”后实施，一些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财务预算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广州市企业联合会副秘书长卢穗焜介绍，最低工资标准上调是经过多次讨论，是大多数企业比较能接受的标准。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肯定会造成成本的增加。”广州市总工会副巡视员卫宝铭告诉本报记者，企业用高一点的工资去招人，必然要招到符合更高工资的人员，反过来也促进了企业生产效益的提高。
如果社会不稳 你的财富保险吗？内地收入极差远超日美俄 26%工人近几年薪酬零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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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收入极差远超日美俄 26%工人近几年薪酬零增长
2010年04月22日 10:42 经济参考报
记者近日从财政部获悉，财政部2010年财政工作一项重要内容是要着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支持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与此同时，今年的“民工荒”也正持续引发中国专家和学者热议“刘易斯转折点”、提高居民收入等问题。
专家和学者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目前没有出现整体意义上的刘易斯拐点，但正处于走向这一“临界点”的进程中。在国内劳动力结构逐步发生改变中(非农劳动力正在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却未见明显增长。
实际工资 在“拐点”进程未见明显增长
最近，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等机构纷纷举办有关“居民收入与刘易斯拐点”的会议和论坛，就工资结构、社会转型等问题举行讨论。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介绍，刘易斯拐点是发展中国家内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格局现象。由于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大量供给压低了劳动力成本。直到工业化、城市化把表面上的剩余劳动力都吸纳干净了，如果再想继续吸纳剩余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劳动力成本，这个临界点就叫“刘易斯转折点”。
引发中国专家和学者们热议“刘易斯转折点”，主要是今年沿海地区的“民工荒”在春节过后达到多年来的一个高峰。有报道指珠三角劳工短缺达200万人，即使企业大幅提高工资仍要面对招工难的窘境。由此，有研究人士称，珠三角劳工近年来持续短缺预示着我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
2009年第四季度的数据显示，103个主要城市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从金融危机期间的0.85，大幅回升至0.97。但珠三角的这一比率达到1.26，这提示若不提高工资，将很难招到可用的工人。
但这是否表明中国整体上劳动力出现了短缺？根据联合国公布的《世界城市化展望2009年修正版》报告，以现时全国13亿人口计算，城市人口将由目前的6.1亿增加至2015年的7.67亿即未来每年平均将有超过1000万农村人口迁入城市。（是城市化了，人多是多了，但是没有购买力。）
因此目前中国的劳动力供应尚算充裕，但劳动力市场结构已由此前的“无限供应”年代过渡至目前的“有限过剩”时期。所以，多数学者表示，从局部看，中国似乎已处于刘易斯拐点中，但整体上看，中国农村劳动力仍然存着过剩问题，刘易斯拐点尚未真正来临，应该认为是走向拐点的进程中。
申银万国的研究报告也表示，民工荒的出现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刘易斯拐点已现。首先，农业与非农业产值和就业人数占比仍不协调，边际产出差距仍较大；其二，中国47%的城市化率与当时日本、韩国出现刘易斯拐点时农村人口30%左右的占比相比，差距仍大；其三，2004年民工荒出现后，中国实际工资并未出现大幅上涨。
学者和专家们表示，珠三角的民工荒可能无法直接和刘易斯拐点画等号，但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目前我国正在走向刘易斯拐点的进程中，但城乡居民的收入多年来却未有全面的上涨，这有悖于国际规律。所以，需要构建合理的收入和分配制度，平稳地实现经济和社会的转型。
收入差距加速拉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研究员杨志勇对记者表示，“创设合理的分配和收入制度，挑战主要来自初次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公平。”
据专家分析，初次收入分配的不合理，首先表现在长期以来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偏低、国民收入分配向国家和资本所有者倾斜的现象一直比较突出。（一套房的租金抵一个人的收入）
由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8年社会蓝皮书》显示，近年来我国劳动报酬所占国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上世纪90年代以前，劳动者报酬占比为50%以上，2001年后这个比重不断下降，到2006年已下降到41%。与此同时，营业盈余比重由原来的20%提高到2006年的30.6%。在2000至2008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4%，但职工的实际工资年均仅增长15.7%。
这表明，我国国民收入结构失衡，特别是劳动者报酬所占国民收入比重不断下降。来自全国总工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生活成本不断提高的近几年中，从未增加过工资的全国普通工人超过26%。
据了解，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而在中国则不到10%。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在中国则不到42%，并呈逐年下降趋势；资本回报的比例却不断上扬。
对此，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之间存在差距也正常，但若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引发很多问题。而在我国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已是一个普遍现象，并且这种差距有逐渐拉大之势。
初次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另一个表现是，全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渐增大。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
世界银行的报告同时显示，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比在中国是10.7倍，而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
这也就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世界上居民收入最平均的国家之一，变成世界上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城乡、区域、行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专家们表示，目前我国收入和分配的不平衡还表现在再分配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研究员杨志勇对记者表示，“国企垄断、行政垄断、腐败带来不均衡；再分配制度的不公平，比如福利分房制度仍然存在。这种不公平所带来的不公平影响面比初次收入分配大得多。”
据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至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至10倍之间。
“垄断行业收入畸高是导致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也是引起社会非议最大的诱因。”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
分配改革 探求调整方式
专家和学者们表示，国家也已经深刻认识到在步入“刘易斯拐点”的进程中，需要进行分配制度的改革，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平稳转型。连续三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2009年的会议更是强调“加大调整力度”。
国家发改委的有关专家表示，改革首先要指向分配结构的失衡问题。分配结构的失衡主要表现在“两个偏低”：即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偏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这都与经济结构有关。
由于投资、出口、消费比例不协调，一、二、三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劳动力结构不合理。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中占比已从最低时的21.6%升到40%以上，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大量一产富余劳动力被挤进二产，造成二产劳动力供过于求；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下，财富增长相对缓慢。
所以，专家和学者们认为，首先，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必须着眼于整个经济结构，从调整相关经济结构和深化体制改革着手，调整出口、投资、消费等重大比例关系。通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扩大就业，减轻第一、二产业人力资源市场过度竞争。
其次，要扎实推进垄断性行业体制改革，平衡分配格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研究员杨志勇表示，“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界限，规范国企行为，规范政府公共服务，放松管制，反腐措施到位。这些又牵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朝才说，对于行业性的分配不平衡问题，一方面要通过提高收入透明度，提高个人所得税等税种的征管率，要做到基本上完全纳税。另一方面，在初次分配过程中也应有一定的调整和改革，要解决因为垄断等原因产生的收入不公。
另外，要健全收入分配体系，调整和完善收入分配格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认为，一次分配中市场机制失灵的地方比较多，要重点解决一次分配中的公平问题，要多从劳动者的角度来制定政策，提高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在二次分配领域，要本着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把收入分配改革和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投入；健全收入分配宏观调控体系，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低工资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工资指导线制度、薪酬和人工成本信息调查发布制度、垄断行业薪酬水平调控制度、不同地区之间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水平调节制度、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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