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的认知中，学生统一着装、作业沉重和假期补课似乎只是中国教育的“专利”。难道国外就大肆宣扬素质教育？事实并不尽如此：

“特许学校”风靡美国：

1、何为“特许学校”？即为公民或公司、组织向当地教育局申请开办的学校，并与与教育局签订责任书（主要是学生成绩指标），特许学校在办学中可以采用一些在公立学校受到限制的一些做法，可以同家长签合同，要求家长配合学校管理学生，比如监督完成家庭作业。多数特许学校都采用延长在校时间，周六上课，假期补课3周的办法增加学生的在校学习时间。学校学生还会配有校服，会统一印上标语：“努力学习，做个好人”。学校在课程设计和标准上也采用统一方法，以此来提高效率和质量。

日本反对无压力教育：

2．日本政府公开反对无压力教育，正着手增加作业、恢复“六天上学制”并增加作业。在日本的高中流行一种说法：“四当五落”，意思是一天只睡四个小时就能考上大学（当：考上），要是睡五个小时，就要“落榜”了。

3、在新加坡、印度、英国和中国香港也都是如此。根据不久前《纽约时报》的报道，由于香港人对帮助孩子应对考试的“私立补习班”的追捧，在香港一些知名的补习老师待遇就像“天王巨星”。这些补习天王甚至拥有其自己的音乐录影带、Facebook粉丝网页以及文件袋和便利贴这类衍生产品。而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一些家教年收入可达1000多万港币，约合130万美元。

l
所以中国的“高压应试教育”并非一无是处，相反学生水平在权威评估中名列前茅，举个例子。

世界经合组织（OECD）的一项权威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是通过对全球范围内接近完成基础教育的15岁学生进行评估，测试学生们能否掌握参与社会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每三年一次。根据其2010年的调查结果，首次参加评估的上海15岁在校生，在阅读素养、数学素养和科学素养全部三项评价中，全部排在首位。这一评估结果不仅让欧美多家媒体惊呼“意外”，并开始追踪分析上海及亚洲教育的成功经验。这无疑是对美国式教育的“警示”。

l
而很多研究也表明了“常识”的不准确：高压教育并不会扼杀能力和创造性

很多人反对应试教育的理由就是认为应试教育会培养出“高分低能”和没有“创造性”的学生，并常常以此对比中美教育的差距。在美国，真正出色的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的课业并不轻松，而高等教育阶段更是十分辛苦。除此之外，一系列的研究也十分清晰的证明了“严厉甚至枯燥的教育不会扼杀创造力，相反，通过这些教育积累的知识是创造性得以出现的前提。”

心理学家K·安德斯·埃里克森（K· Anders Ericsson）进行的研究表明，要成为某方面真正的专家需要大约一万小时的学习和实践，来自他同一研究的结论还显示：真正的专家需要老师给出“建设性的、甚至是令人痛苦的反馈”。

而对于高压教育和创造力的关系，天普大学心理学教授罗伯特·W·韦斯伯格（Robert W.·Weisberg）的研究表明，事实与通常认为的“死记硬背的高压教育或工作扼杀创造力”的结论相反。韦斯伯格教授通过对包括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与毕加索（Picasso）在内的创新天才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大多数创新巨匠学习和工作都极其努力，他们一步一个脚印，循序渐进地努力收获成功。这些成就（在外人看来）似乎是突发的灵感与重大的突破，但其实并不是。

所以中国学生的创造力不足，或许不是因为高压应试教育。和教育、考试绑定在一起的一些“其它东西”——比如反智主义的“愚化教育”等，也许才是中国学生创造力不足的原因。而中国人整体的创造力不足，其实主要取决于社会体制而不是教育体制。中国人创造力的不足，毕业后在社会中受到的负面影响应该远远大于在学校里受到的影响，这个看看最近公布的一个课题研究榜单就可见一斑了。

l
不能因噎废食，基础教育获得的知识是创新的根基

再看一个日本的例子。日本文部省曾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基础教育改革中，模仿西方提出“宽松”学习，以期提高学生创新能力。但这些措施的效果并不明显，甚至产生了负面效应，造成当时日本中小学生的“能力低下”，教育质量下降。据当时的民间机构调查显示，日本三分之一的大学都必须对经历“宽松”学习的大学新生进行高中数学、理科的补习。另据日本文部省称，日本因不能正常进行授课而需进行补习或个别补习的大学几乎占半数。

创新能力是建立在现有所积累的基础知识和思考方法之上的。而想要让学生高效的获取这些基础知识无疑需要严格的教育。

结语：

与我们惯常的印象不符，高压应试教育在塑造人的能力方面有其独到之处，所以各国才开始向中国“取经”。当然中国的问题是过犹不及，高压应试教育最大的负面作用是剥夺了孩子的童年和青春，正如一些人大附中毕业生对此的反思：我人生中最好的时候都浪费了，我在高中三年缺失的东西，使得最后考进名校的结果变得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