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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ntie楼 “教师的最高境界，是‘不见自我’”
周伟锋，1994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广州四中，1995年开始上郭思乐教授的研究生课程班。郭教授的课上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去听，号称“‘生本教育’最忠实的追随者”。
当时的广州四中，是个破破烂烂的“四类校”，他们的学生，是重点高中招完了剩下来的。作为一名数学教师，周伟锋感到自己压力很大。
在进行用“生本教育”方法实验的第一个学期，他的学生看起来比别的班都要“差”一些：考试成绩不如别人，课堂上还“乱哄哄”的。但到了高二和高三，“学生的学习热情，根本没办法挡”，几个平行班也再不能跟他们相比。
最后高考的结果，震惊了整个广州市。周伟锋所带的两个文科班，数学平均成绩超过了广州市最有名的重点高中，而且，全市文科数学成绩第一名、第三名和第五名都出在他班里。
震惊之余，很多人猜测：那样的生源，取得这样好的成绩，教师还不得“拼上命”啊。
而周伟锋的“轻松和悠闲”，却令人大感意外。
他说：“我讲得很少，只是在关键的地方点拨一下。新课，不超过15分钟。复习课，不超过10分钟，很多时候不超过5分钟。我把很大的主动权交给学生，靠数学本身的魅力去吸引他们。”
“提高学习成绩有很多种方法，比如反复地机械训练，也会有效果。但我们不同，我们‘生本教育’，是先学后教，不教而教。”
“学生对于知识的掌握，是基于自己的思考，在互相启发、质疑当中进行的，他们的探究很深入。当学生在课堂上有了体会和收获，他们的学习兴趣就会空前提高。”
事实上，周伟锋从来不苦口婆心地给学生讲解那些定理和例题，而是把“发现问题连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光荣”，都一并还给学生；他也很少检查学生的作业，而他们却以极大的热情，把它完成得很好……
学生的学习成绩是值得赞叹的，但那仅仅是“能够测量”的部分。至于学生对数学魅力的沉醉、对这门学科的热爱和无尽的探索精神，以及三年来积极、自主的学习生活，却是一张试卷无法反映的！
随后的几年，周伟锋不仅被评为“广东省名教师”（整个广州市只评了8个人，他是唯一的数学教师），还成为校长、广州市人民政府督学、市人大代表、市数学研究会会长。他社会活动很多，但一直还带着两个班的课。
这时，有人向周伟锋提出：“你能够做到，是因为你太优秀了。我们可做不到。”
“难道，这个办法只有我能用吗？”周伟锋在心里问自己。
2004年秋天，他从华南师范大学找了两个成绩中等的实习生，在高一教了一个学期。每节课，周伟锋只坐在教室后面，评点一下该怎么教。一个学期之后，他们结束实习回去了。到高二，他又找了两个实习生，又教了一个学期。
尽管三个学期中，有两个学期都是实习生在教，而学生们却已经学完了高中数学的所有内容。他们立即参加广州市的高三第一次模拟考试，成绩就超过了重点学校的高三学生。等高考时，他们的平均成绩大幅超过了全市6所重点高中的校平均成绩。
这次“实验”，让周伟锋有了说话的底气：“连实习生都能做，还有谁是做不了的？你只要认同学生是可以自己发展的，你只要认同这一点，什么样的生源、什么样的师资都可以放开手脚去搞。”
近几年，周伟锋在广东省内外做了不下100场报告，“不遗余力地介绍、推广‘生本教育’”。作为市数学研究会会长，他在四、五千名数学教师中施加影响，努力使他们逐步接受“生本教育”理念。以前，广州市的数学成绩在全省21个地市中排第12名，好的时候是第10名，现在却稳定在前5名，甚至前3名。
就这样，周伟锋和他的同行们，在课堂上饯行着“生本教育”的“先学后教，不教而教”，以同样的轻松和悠闲，战胜了辛苦打拼的“汗水主义”。
对此，郭思乐教授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他把传统的“教师苦教”比作插秧，多少年来，农民把秧苗插得密上加密，以为付出的劳动越多，就会收获得越多。可是，这样做既折磨着秧苗的根系，又没有给它们留出足够的生长空间，破坏了秧苗自由生长的规律。于是，秧苗们拥挤着，无奈着，无法发展。
后来，人们发现了“抛秧”的方法，减少了劳动量，却保护了秧苗，给它们带来自由生长的欢快，也当然地带来了高产。
“回到教育问题上，我们一直在做着类似的事情。”郭思乐教授说，“我们的校长、家长，还有教师自己，一直以为教师做得多，是一种光荣的传统，是服务充分的表现，教育质量会因此提高。”
“然而，当我们把知识划分得十分细密、又对学生提出十分细密的要求时，学生的思维就被局限住了。他们没有必要想什么，也想不出什么，后来是懒得想什么。实际上这就是学生对违背自然的教育的报复。他们对这种‘保姆式’的教育，并不领情。”
那么，教师究竟应该怎样做？他的价值，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印度哲学大师奥修把这样一句话称为最伟大的祷文：“当鞋合脚时，脚就被忘记了。”脚被忘记，是因为脚处于“忘我”状态，工作得非常好；反之，如果鞋不合脚，脚疼了，就会被时时记起。
同样的道理，当教育适合学生时，学生就忘记了自己在学习，忘记了自己是在课堂上，甚至忘记了自己。在忘我的时刻，学生的能量就不会被教师的说教所消耗，真正出现投入和着迷的境界。
失去多时的人的自然本性，这时会回到学生的身上。“他会像自然界的那头鹿，毛色鲜明，忽闪着黑宝石似的眼睛，处处显示活力”。平时要花几个钟头甚至几周时间才能“教”会的东西，现在也许有几分钟、几十分钟就足够了。
相反，如果教师上课的时候，竭力想收回“教”的权力，那么，他必然为自己的教学环节所计，一再打断学生的活动，或者企图以学生的活动为自己的表演服务。当学生表现出茫然和不配合时，他默默地动怒了，他偷偷地用力拉扯动作慢的学生……
此时，鞋子不合脚了，脚就开始反对。那些自然的、和谐的、跃动的和充满效率的美，转眼间就荡然无存了！
“教师的最高境界，是‘不见自我’。他应该是一只最合脚的鞋子。”郭思乐教授说，“他的核心任务，不是自己‘教’，而是组织学生‘学’、服务学生‘学’。他要为学生创造生机勃勃的、令学生‘忘我’的课堂。”
郭思乐和他的生本教育
——记华南师范大学郭思乐教授“生本教育”实验的理论及实践
《人民教育》杂志 记者刘群
本文刊于《人民教育》2008年第21期
夸美纽斯在他的《大教学论》中，这样表述其教育理想：“找出一种教育方法，使教师因此可以少教，但是学生可以多学；使学校因此可以少些喧嚣、厌恶和无益的劳苦，独具闲暇、快乐及坚实的进步。”
“生本教育”所要实现的，也正是这样的理想。
同一面理想之帜，把理论者与实践者紧紧团结在一起。自1999年以来，“生本教育”实验学校从最初的15所，逐渐发展到现在的100多所。这些学校由于依靠儿童自身的解放，不断出现令人激动的变化和办学成绩。
在经济发达、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特别是珠三角地区，这一场教育变革犹如滚滚巨浪，奔腾而来。
“生命如何伟大，我们每天在实践中都看得到”
2006年秋季开学，广州市越秀区东山育才实验学校初一年级的第一节语文课，要学习德国儿童文学作家凯斯特纳的《开学致词》。
走进教室之前，在李卫林老师的心里，有一些忐忑不安。
这是他第一次以“生本教育”的方式授课。此前，他曾接受过一些“生本”理论培训，也观摩过一些“生本”课堂，但他还是不免有些疑虑：“生本”要求教师放弃逐句逐段的讲解，而是抛出有价值的问题，让学生你一句、他一句地讨论，这样的课堂怎么掌控？依靠学生，他们能行吗？
读完课文，他试着问学生：“这篇文章，最打动你们的是什么？”
学生说：“课文里写着：‘不要把老师的讲台看作是皇帝的宝座或是传道的讲坛！老师坐得高一点，不是为了你们向他祈祷，而是为了使你们彼此看得清楚一些。老师不是教官，也不是上帝，他不是一切都知道……’为什么德国人这样看待他们的老师？而我们却不是？”
“还有，‘不要过分用功’！这跟我们中国人也不一样！”
“‘不要完全相信你们的教科书！’为什么我们的老师从来不这么说？”
课文的内容让孩子们感到如此新鲜和惊奇，一会儿工夫，他们就提出了一大堆问题。
这时李卫林提醒说：这些问题，都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有关。学生马上追问：“中西方文化有哪些差异？这些差异又是怎么造成的呢？”
这可真是一个大问题。
按照“生本教育”的要求，学生提的问题，还要靠学生自己去解决。于是李卫林给学生布置了一项作业：《中西文化差异之我见》，让他们以小组为单位，挑选角度去查找资料、写作，期限是1个月。
没过几天，就有性急的孩子拿着他们的提纲给老师看，有关注中西教育差异的，有关注文化传统差异的，有关注民族精神差异的，等等。不到一个月，各小组都交来了他们的论文，每篇都有1万多字，角度各异，材料丰富，写得像模像样。
这成为李卫林一次难忘的教育经历。他说：“在那之前，我从未想过自己的学生能有这样的水平。从那以后，我开始相信‘生本教育’。我也开始相信，学生的潜力，的确是无穷无尽的。”
从此，他更加放手，在每节课上都组织学生自由讨论。
教学方式的转变，带来了学生的巨大变化。出于讨论和辩论的需要，学生不仅要精准地理解课文的深意，而且“非常自觉”地加大了课外阅读量，有的甚至已经在读《中国古代哲学史》。在学校的网站上，李卫林专门为学生建立了读书论坛，他们每星期都会确定一个主题，交流读书感悟。
事实上，很多参加“生本教育”实验的教师都在感慨，当他们真正把课堂的主体地位还给学生，真正做到全面依靠学生时，他们看到了以前想也不曾想到的、无穷的美景。
在深圳市沙河小学，从学生字到学课文，都完全依靠学生自己。
学生字，靠学生们之间的交流：这个字有什么特点？我是怎么记住的？许多难字，被学生自己编了好玩的故事，连老师听了都拍案叫绝。
学课文，就以学生谈感受为主。如果一个学生能够使用精确简练的语言，引用动人的故事、睿智的名言来佐证他的观点，就会带来同学、老师的热烈掌声和由衷敬佩。那是一种非凡的成就感，成为激励他们进一步扩大阅读的力量。在一年级的时候，就有学生开始读世界名著，其涉猎之广，让老师惊叹。
“传统上非常重视的语法教育、字词解析、段落划分等，我们一点都没搞。上课就是以学生的阅读和谈感受为主，把课外阅读内容迁移到课内来。”四年级语文教师胡梅说：“我们把充分的时间和空间留给学生，让他们大量读写、感悟，让学生直接接触语文的本真和核心。”
胡梅也从来没有辅导过学生的写作，可是大量读写之下，“学生的写作能力甚至超过了老师”。这给胡梅带来很大的快乐，“学生的文章写得那么好，我很想找个人倾诉！”
有一次，她把学生的一篇习作挂到网上，4天时间竟有了8000多次的点击率，还有60多个回复。更让她得意的是，很多网友在赞叹之余，都忍不住质疑：这么好的文章，怎么可能是四年级的学生写出来的！
精彩的课堂讨论，大量的阅读，在“生本教育”实验班里成为普遍的现象。
在广州市天河区华阳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人均自主阅读量已达到1300多万字，相当于课标规定高中生阅读量的2倍。大量阅读带来语文知识和能力的迅速增长。在广州市小学生语文能力竞赛中，前10名里华阳小学就占了4名。要知道，全市有1000多所学校呢。
经常深入学校，不断看到这些由学生创造的“奇迹”，郭思乐教授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学生是什么？学生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是天作之才，是天地间多少万年发展的精灵！生命如何伟大，我们每天在实践中都看得到。”
“每个人都有他的天赋，他的聪明才智说也说不完！教学最大的资源是孩子本身，远比那些硬件、电脑、高科技手段都要紧得多。只有当他的潜能真正被激发，学习效率才能真正提高。”
学习的发生之处是学生。任何时候，都要坚定地相信学生、依靠学生。这是“生本教育”理论的一个基点，也是“生本教育”实践的一个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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