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那时的中国，的的确确是“世界第一”的泱泱大国。中国的文化，远比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优越，尤其对于那时来华的“白蛮、赤蛮、大石、骨唐、昆仑”等国，就更是如此。总之，广州人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是以中国文化的优越感为“底气”的。这也是广州与上海的不同之处。广州是在已有本土文化的前提下吸收外来文化，而上海则是在“一张白纸”的情况下开放和吸收。而且，到本世纪初，广州与“外面世界”的联系已大不如上海：广州进出口的吨位数只有上海的1/4，租界大小则只有上海的1/147。所以，上海的“西化”虽在广州之后，却比广州“彻底”和“地道”。上海除人力车夫一类“苦力”说“洋泾浜英语”外，一般来说只要肯学，英语说得都很好。广州人却喜欢把外来语言“本土化”，发明出诸如“打的”、“打波”之类“中外合资”的词语，或诸如“佳士得”、“迷你”、“镭射”之类中文色彩极浓的译名。广州给人的怪异感，有相当一部分是由这些话语的“不伦不类”引起的。

但这对于广州人却很正常。广州人的“文化政策”，历来就是“立足本上，兼收并容，合理改造，为我所用”。比方说，他们也用汉字，却坚持读粤音。当年，如果不是雍正皇帝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他们是连“国语”都学不会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发明了一大堆只有他们自己才认识的“汉字”。广州人对待中原文化的态度尚且如此，逞论其他？

　　其实，这也是“天高皇帝远”所使然。

实际上，即便广州普通民众的生活，也相当随意和注重个性。广州菜肴、点心、粥面品种之多，堪称中国之冠。除岭南物产丰富、粤人注重饮食外，要求“吃出个性来”，也是原因之一。广州人的穿着，更是五花八门。或讲面料，或讲款式，或讲名牌，或讲新潮，但更多的还是自己觉得怎么好看就怎么穿，或怎么舒服就怎么穿，比如穿西装不打领带，穿皮鞋不穿袜子等（此为广州与深圳之不同处）。相反，穿得过于一本正经，在广州反倒会有怪异之感。一位广州朋友告诉我，有一天，他们单位一个同事西装革履地走进来，大家便开玩笑说：“你什么时候改卖保险”原来，在广州，只有推销员才会穿得一本正经，其他人都穿得随随便便。（图二十六）反正，在广州，衣食住行均不妨个性化。不过有一点则似乎是共同的，那就是总和内地不一样。内地人穿中山装军便服时，他们穿港式衬衫花衣服；内地人西装领带衣冠楚楚时，他们把西装当茄克穿。内地人早上吃稀饭馒头时，他们早上喝茶肩地人以“正宗粤菜生猛海鲜”为时尚时，他们却对川菜湘菜东北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就使得外地人一进广州，就觉得这地方吃也好，穿也好，都怪怪的。

其实说怪也不怪。广州既然是一个远离中原的地方，既然反正也没有什么人来管他们和帮他们，他们当然就会按照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来生活，而不在乎北方人说三道四。事实上，即便有“北佬”评头论足，广州人也既听不到又听不懂。即便听到了听懂了，也“没什么所谓”。广州人不喜欢争论而喜欢实干，而且喜欢按照自己的个性去干。在广州人看来，北京人争得面红耳赤的许多问题，都是“没什么所谓”的。或者借用一个哲学的说法，都是“假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不要说争不出什么名堂，即便争得出，也没什么实际效益。既然如此，争论它干什么？显然，广州人广东人的文化性格和改革开放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改革开放的原则是“不争论”，而广州人也好广东人也好，都不喜欢争论。

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广州或广东无思想。恰恰相反，在风云变幻天翻地覆的中国近代史上，广东有着“思想摇篮”的美称。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发出了震惊全国的声音，其影响极为深远。孙中山、毛**、邓**，这三个对本世纪中国的命运前途和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人物，一个出在广东，一个出在湖南，一个出在四川，而不是出在北京、上海，是耐人寻味的。事实上，广东不但出思想家，而且广东的思想家，不是革命者也是革新者，没有一个是保守派。这其实也正是广东文化或日岭南文化的特点，即“生猛鲜活”。生猛鲜活是和枯朽陈腐完全相反的。生就是有生命力，猛就是有爆发力，鲜就是有新鲜感，活就是运动性。生则猛，鲜则活。相反，枯则朽，陈则腐。这也正是一个古老帝国的古老文化可能会要遇到的问题。看来，岭南文化能够具有生猛鲜活的风格，或许就因为它“天高皇帝远”！

　　广州与内地城市之最大区别，也许还在于其经济生活方式。

中国传统社会的内地城市，基本上是出于两种目的而建立的，这就是“政治”和“军事”。主要出于政治目的而建立的叫“城”，主要出于军事目的而建立的则叫“镇”。镇。有重压、安定、抑制、镇服和武力据守等义。所以，重要或险要的地方叫镇，在这些地方设立郡邑或派重兵把守也叫镇。镇以军事而兼政治，城以政治而兼军事，故北京是“城”，武汉是“镇”。城讲“文治”，镇重“武备”，它们都不会把商业和商品生产放在首位。

在商言商。广州既然是“市”，则广州之民风，也就自然会重财趋利。明清时有民谣云：“呼郎早趁大冈墟，委理蚕缥已满车。记取洋船曾到几，近来丝价竟何如。”可见亦农亦商、亦工亦商已成风尚，市场、价格、交易等等也已成为人们的日常话题。至于经商贸易，当然也是广州人竞趋的职业。

什么叫一市一？“市，买卖之所也。”既然是买卖，就必须不断地买进卖出，才叫“生意”。不做生意，钱放在家里，自己不会生儿子，老板也不会有饭吃。因此，一个“市”，只要它一天不从事商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便立即会丧失生命，失去存在的意义。生意生意，有“生”才有“意”。这就必须“生产”。生产，才有饭吃。所以，“城”与“市”的文化性格往往不同，而城里的人和市上的人也多有差异。要之，城多静而市多动，城多雅而市多俗，城里的人多会说而市上的人多会做，城里的人多务虚而市上的人多务实。究其所以，大约也就是后者必须自己谋生而前者大可不必之故。

于是，我们便大体上知道广州人为什么不喜欢争论，为什么自主意识特别强，以及广州为什么会有生猛鲜活的风格，而且总是和内地不一样就因为广州是“市”，是中国最老也最大的一个市场。上海也有“市”的性质。但上海主要是外国人做生意而中国人当职员，广州却是广州人自己当小老板。所以，当中国讳言“市场经济”时，以职员为主体的上海人很快就适应了计划经济，广州人血液中的商品经济因子却依然存在。结果，广州和广东人走在了改革开放的前列，上海人却费了老半天才反应过来。广州，毕竟是“老牌的市”

三　广州是个大市场

　　的确，从某种意义上说，广州是个大市场。

　　与上海一样，广州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也是一个“买东西的地方”。在改革开放以前的那些年头，甚至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即便手上有一两个小钱，也是买不到什么东西的。那时，谁要想买点好东西，就得想办法到上海或者广州去。上海的好处是能买到国产的精品，广州的好处则是能买到不多的一点新潮的进口货，或者出口转内销的新产品，不过要用侨汇券或外汇券。外汇券是从1980年4月1日开始发行的，1995年1月1日起停止使用，现在已成了一种收藏品。那时，外汇券可是宝贝。有了它，就可以到友谊商店去买别人买不到的东西。不过，外地虽然也有友谊商店，东西却没有广州的多；而在广州，使用外汇券也不一定非得在友谊商店，其他某些商店如南方大厦也可以用。所以，外汇券真正的用武之地还是在广州。1982年，广州的亲戚给了我们一点外汇券，我们捏在手里半天不敢用，在广州转了好几家商店，才给女儿买了一条裙子。总之，尽管上海和广州都是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购物天堂，但性质却是不一样的。上海更像一家自产自销的工厂，南京路、淮海路什么的不过是它的门市部；广州则更像一个讨价还价的市场，街面后的城市只不过是它的大库房。

最能体现出这一微妙差异的是两条有名的街：上海的南京路和广州的高第街。90年代以前，外地到上海或广州购物的人，尤其是打算买点漂亮衣服或日用小百货的人，几乎都要到这两条街上去逛一逛。但细心的人很快就会发现它们的不同：南京路上的商店主要是国营的，高第街上的摊档则基本是个体的；南京路上出售的主要是上海国营工厂的产品，高第街上卖的却不知是摊主们从哪里倒来的“进口货”。高第街是广州一条商业街，早在清代就颇有名气，当时主要经营日用品和工艺品，广州的女人有事没事隔三差五就要去光顾一番，因此又叫“女人街”。改革开放之初，它便更是领导着时尚领导着潮流，服务对象也不止于女人，还包括所有爱漂亮讲时髦的小伙子。80年代中期，高第街共有640多个个体摊档，出售各种新潮服装和化妆品、小商品，甚至还有从海外带来或走私进来的旧时装。满载着鼓鼓囊囊蛇皮袋的“雅马哈”出出进进，而喇叭裤、牛仔裤、T恤衫、幸子衫等当时的时髦服装，也就从这里走向全国。可以这么说，80年代初的中国人，是从高第街开始羞羞答答地改变着服饰，同时也悄悄地改变着生活观念和人生态度的。

当然，作为一个成熟的市场，广州不但有“新”，也有“旧”。追新的人可以去天河城。那里荟萃了Jessica、Courlor、Eighteen、淑女屋等众多的名牌时装专卖店，其布局和气派已直追香港的太古广场或置地广场。怀旧的人则不妨去上下九。那里不但有永安百货、广州酒家、清平饭店和莲香楼等老字号，也有众多的不起眼的小“士多”。在上下九街道两旁的老骑楼下走过，老广州那亲切质朴的平民气息就会扑面而来。难怪这里会辟为广州第一条步行街的确，走在这条街上，你能找回许多关于老广州的记忆和感觉

逛上下九，最好能去吃一碗牛腩粉，或者吃一次下午茶。

　　广州不但是一个“买东西的地方”，也是一个“吃东西的地方”，要不然怎么说“食在广州”中国是一个饮食文化极为发达的国家，全国各地都有好吃的东西，并非只有广州才是“食的天堂”。事实上，除“食在广州”外，也还有“吃在成都”、“吃在扬州”等说法。但在我看来，成都、扬州等和广州相比，还要略逊一筹。这不仅因为**偷阈哪谌莘岣弧⑵分址倍唷⒆龉ぞ?馈⑵肺都?撸灰膊唤鲆蛭?阒萑耸裁炊汲裕???安菰?匝颍?１醭孕罚?阒萑顺员懒俗匀唤纭保换挂蛭?挥泄阒荩?哦??男∈倍荚诔浴

吃的节目是从早上6点来钟的“饮早茶”开始的。别看这时天还没有大亮，开设早茶的酒楼却已人声鼎沸。经过多年粤文化的普及，内地人都已知晓，所谓“饮早茶”并不是喝茶，或并不只是喝茶，而是吃点心，如虾饺、凤爪、肠粉、春卷、牛肉丸、马蹄糕，还有猪肝粥、鱼生粥、皮蛋瘦肉粥等各种粥类和青菜。老广州人是很看重早茶的，有“一盅两件叹早茶”的说法。叹，在粤语中是“享受一的意思。清早起来，在街上溜达溜达，然后走进酒楼，挑一张桌子坐定，即有小姐来上茶。再随便要一两样点心，便可以边吃边聊直到早茶收档，可真的称得上是“叹世界”（享清福）

早茶一般10点左右收档。稍事整理后，午饭便开始广州人中午在外吃饭的不多，一般在单位吃食堂或在公司吃便当。因为下午还有事，所以中午饭吃得都比较快，也相对比较简单。2点一过，午饭结束，下午茶又开始午茶的内容形式与早茶没有什么两样，热衷者也多为老广州人。不过据我观察（不一定对），饮早茶的似以老先生居多，饮午茶的则以老太太居多。大约因为老先生早上比较有闲（中午要午睡）而老太太下午比较有空（早上要买菜）吧！忙完了一天家务的老太太，正可以在这时邀几位老姐妹，一起来“倾偈（聊天）

午茶到5点便收档，接着便是一天中食肆最旺的晚餐。晚餐是广州人吃得最讲究最排场的一餐。因为家人也好朋友也好，惟有此时才可能相聚，而且时间有保证，能够尽兴，不至于被公务打扰。即便是应酬，也显得有诚意。因此一到华灯初上，广州的酒楼便人满为患。吃完晚餐，如果是老友相逢，则可能还要去饮晚茶。饮晚茶的，似以中青年居多。因为老先生也好老太太也好，这时都已吃完晚饭冲过凉，在家里看电视或者搓麻将他们没有太多的精神和胃口来应付晚茶，而对于精力充沛的中青年来说，真正的夜生活这时才开始。酒足饭饱之后，可以饮至深夜的晚茶是很好的放松和休闲。朋友们正好促膝谈心，亦不妨找一两位小姐来随便坐坐，便会觉得一天的劳累有了补偿。

如此一日三餐三茶之后，广州人“食”够了没有。深夜，可以说才是“食在广州”的高潮，广州人称之为“去宵夜”。广州人原本就有过夜生活的习惯，近年来由于物质的丰富和收入的增加，宵夜的人越来越多，经营宵夜的食肆也越来越火爆。毗邻海珠广场的胜记大排档、沙面的新荔枝湾、珠江北岸海印桥脚下的西贡渔港，都是宵夜的好去处。每到深夜时分，这里便灯火辉煌，食客如云，热气沸腾，构成独特的“广州风景”。宵夜一直要开到凌晨6点，接下来便是新一天的早茶。这种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餐饮接力赛，在内地尤其是在北方城市，不但罕见，而且不可思议。但这又恰恰是地地道道的“广州特色”。尤其是早茶、午茶、晚茶和遍布广州大街小巷的大排挡，最能代表广州的城市风情。因此有人说，只有终日流连于这些地方的主儿，才能真正体会“食在广州”的含义（《新周刊》1998年第5期安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