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老师，我今天要在回去的路上买只避孕套。”
“为什么？”（我的问话有两层意思：1.你为什么要买一只避孕套；2.你为什么要特意告诉我这个。）
“昨天我妈趁我洗澡的时候，又把我的包翻了个底朝天。所以我要买一个避孕套放进去，让她知道知道害臊。”
“你怎么能确定你妈妈翻过你的东西？”
“因为我的钱包里多出了几百块钱。并且，我也直接问了她。她承认了，说怕我没有零花钱。她总是把我当成一个会犯错的孩子！”
“那么，你在目前没有稳定情感关系的状态下，往自己的钱包里放一枚避孕套，你认为你妈妈会怎么看？”
“她会知道我很反感她的做法，以后不会再翻我东西了。”
“但我认为，你这样做，是给了你妈妈一个更好的借口，以后可以光明正大地翻你的东西。因为，你就像她想的一样，是一个会犯错的孩子。”
“那你说怎么办？就让她翻吗？我就不能有隐私吗？我又不缺钱，也不需要她照顾我！而且这是什么狗屁照顾，这就是赤裸裸的侵犯，赤裸裸的控制！”

这是我和一位来访者的一段谈话。如果不加以说明，你很难想象，这样的情形，竟发生在一个三十三岁的女儿和一个五十六岁的母亲之间。
因为，这位女儿处理问题的方式，不像一个成年人，而像一个叛逆期的孩子。
在发生的事件当中，你让自己站在什么位置上，你就会有与之相应的情感态度和行为反应。这就是角色定位。
我们对我们交往的情感对象的定位不同，我们所期待的交流方式和结果也就会不同。对于陌生异性，我们不会因为他们没有亲吻我们而失落；对于自己的孩子，我们不会因为他们犯了错误而仇恨他们；对于弱者，我们不会因为他们无法给自己提供帮助而怨恨他们。
我们不仅对我们的交往对象进行角色定位，我们也在给予自己角色定位。
显然，翻包事件中的女儿就把自己定位在青春期与母亲叛逆抗衡的弱势角色上，同时也将母亲定位在控制得逞的强势角色上。
正是这样一个心理角色的定位，导致她无法释然地看待妈妈翻包的行为，更无法正确地处理。

对于经受过“爱暴力”教育方式的成年人来说，比较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会因为被父母剥夺了成长的权利，而自动顺应父母潜意识里不愿意让我们长大的动机，习惯性地用儿童化的思维模式去看待事物和处理问题（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投射认同）。
当然，我不是说妈妈翻包的行为就是正确的，但作为“爱暴力”的实施者，他们还没有对自己的行为产生错误意识，更没有把这类行为和控制、“爱暴力”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试图让“爱暴力”的实施者去承认自己的错误，无异于让盐承认自己是甜的。
“爱暴力”的父母之所以会是这样的心理状态，并不是他们想故意伤害自己的孩子，而是他们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也经历了诸多伤害，并造成他们无法以正确的视角看待自己的行为。如果我们一定要与父母这样的行为直接抗衡，一定要和父母弄清楚这类行为的对错，那就相当于再一次把自己卷进深深的关系控制的漩涡当中。
很大程度上，我们赋予了别人控制我们的权力。

美国一位优秀的心理学家苏珊•福沃德撰写了《中毒的父母》一书，书中曾经提到过“对峙”这个技术——让受到暴力伤害的成年人直接对父母控诉他们的暴力行为给自己带来的伤害体验。
我曾经赞同她的提议，但随着工作经历的增加，我现在倾向于认为，“对峙”在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当中，尤其是在受到“爱暴力”这种特殊暴力伤害的人群的恢复过程当中，并不是那么适用。

想象一下，我们能否对父母发出这样的呵斥：

你们剥夺了我的成长，你们控制了我的人身自由，你们是我无法幸福生活的元凶，而你们所做的这一切都被包裹在爱的名义下，我无法拒绝，别人也无法洞察我的痛苦。一旦我对你们的“爱暴力”行为有什么反抗，我就会被加上“身在福中不知福”“白眼狼”“不懂得感恩”这样的罪名。所以我只能一个人承受这样巨大的痛苦！我恨你们，因为你们用爱的方式强暴了我的灵魂！

我并不是说这样的呵斥指责有何不对，但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百善孝为先。我们这个民族对于“孝”，确实持有一种过于迂腐的态度。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又令我们习惯于压抑自己的真实情感，更容易接受权威观点和顺从权威的控制。在这样的文化积淀的作用下，如此“对峙”实施“爱暴力”的父母，往往是没有作用的。
而且，爱暴力不同于一般的暴力行为，它携带了巨大伤害，也携带着强大的爱的信息。每一个经历过“爱暴力”伤害的成年人，都会因为自己没有实现父母曾经的期待，而对父母的付出与爱产生巨大的亏欠感。
内心饱含着这么沉重的愧疚与自责，“爱暴力”的伤害者又怎会有勇气去面对真实的伤害源，去指责给自己带来伤害的父母双亲？

我认为，比“对峙”更为适用的方法，除了“角色定位”之外，还有“角色调换”。
什么样的人才会总在别人未许可的情况下合法地翻别人的东西？
孩子。
我们小时候或许都很喜欢翻妈妈的包包，在翻看的过程当中，我们体会着成年人的神秘与快乐。从本质上来讲，这是对于自我成长的一种渴望。我们也通过这样的行为去释放对于妈妈不在身边陪伴自己而产生的焦虑情绪。
同时，翻包行为还蕴含着这样一种情感转移：我无法控制妈妈是否在我身边，但我通过掌握妈妈生活中除我以外的那部分内容，完成对妈妈行踪的参与，最终达到控制妈妈行为（不离开自己）的目的。

如果用孩子翻包的心理动力去理解妈妈现在翻成年女儿的包的行为动机，那就是：妈妈内心如一个幼稚的孩子，需要通过翻看女儿的包来感受年轻人的生活，释放因女儿不在自己身边，不知道女儿在做什么而产生的焦虑，同时也因此获得对女儿行踪的控制感。
也就是说，妈妈这一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是如孩子般无助的不恰当行为。我们看到了妈妈的无助，也看到了妈妈对于失去女儿的恐惧。
但是妈妈是不会这么理解自己的行为的，她为了让自己不看到被自己的行为所隐藏起来的焦虑、恐惧，她会把这一行为诠释为对女儿的关心和爱护。

妈妈怎么解释这一行为，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很重要。因为，人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都不会直接说出内心最恐惧的东西。
也就是说，并不是她因不想说而故意隐瞒，而是她的内心自我保护机制在自动工作，她自己都不会让自己知道。
但是，当我们作为成年人，洞悉了妈妈的动机之后，还会如此愤怒吗？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妈妈的控制令我们产生的无助感大大减弱，并且还因此感受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妈妈怎么解释这一行为，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很重要。因为，人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都不会直接说出内心最恐惧的东西。
也就是说，并不是她因不想说而故意隐瞒，而是她的内心自我保护机制在自动工作，她自己都不会让自己知道。
但是，当我们作为成年人，洞悉了妈妈的动机之后，还会如此愤怒吗？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妈妈的控制令我们产生的无助感大大减弱，并且还因此感受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如何设置自己在冲突中的角色定位，是我们处理好“爱暴力”伤害的一个基础。
虽然父母并不会因为你的领悟和理解而改变他们的行为模式，但你可以通过“角色调换”的方式来对待外强中干的“爱暴力”父母。这种行为，能够让自己那在爱暴力作用下缺失的自信、自尊获得部分的补偿。
我们告诉每一个父母，对待孩子要无条件地爱，但我们忽略了一点，我们对父母更加应该无条件地爱。而当这样的爱能够作用在自己和父母的关系当中的时候，我们既不是一味地顺从、依赖父母给予的“爱暴力”伤害，也不是无助地对抗父母的控制。我们会因为看懂了父母的软弱，而给予他们真正的理解和接纳，并把自己以往接受“爱暴力”伤害的过程，诠释为爱父母、为父母奉献的无意识过程。

这样一来，我们虽然不能够带给父母真正的幸福、荣耀、轻松（“爱暴力”父母自己定义的好孩子标准），但我们可以因为我们的存在，而让他们在某种层面远离焦虑、恐惧、压力感受。
作为一个人来说，与寻找快乐相比，远离痛苦是更加迫切和必要的。当我们用这样的方法给自己的经历做了诠释之后，我们曾经对自己人生的痛苦解读便会就此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