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不傲穷、穷不妒富

    Q：那你认为自己是不是说出来了很多人想说却不敢说的话？
    A：要承认，每个人都想发财。不管他们说出来还是没说出来。一些老师也想过，但一般都没有那么大的目标，有挣几千万的想法。而且非经济和工商管理专业的老师一般不会考虑用通货膨胀、货币贬值速度等思维来理解财富。
    Q：在微博里，您说对高学历者来说，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现在有很多大学生刚毕业就失业。这能完全是他自己的责任吗？
    A：一次的就业失败，一次找不到工作，不能当作人生的失败。我说得是人生的失败，对高学历者来说，40岁时如果还贫困，就意味着失败。贫困意味着什么？被救济。是指社会底层的10%到20%的人。高学历者如果沦为被经济对象，能算成功吗？不论对自己、对父母、对学校、对社会，都是失败，贫穷不是正常社会背景下高学历人才的特征。
    我为什么说这话？过去有学生考进师范大学时，分数相当高。但有一个学生因找不到工作自杀了。从那以后，我就很注意鼓励学生要有一个好的、实际的、健康的心态。我要告诉学生，这个社会是充满竞争的，生存是比较难的，不要抱着太理想的态度去面对这个社会，否则“咣当”一下子撞了南墙。我要告诉他们，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非常正常，不要灰心，东方不亮西方亮。
    我对我的“孩子们”说，我希望你们努力奋斗，做人上人。为什么？因为到了那个层面，一定意味着对社会更大的贡献。我的学生们主要进商界。他的收入高，只要是合理合法的，一定意味着对社会的贡献大。因为他创造了更多的GDP，更多的税收，更多的就业机会。在西方，富人为什么受到尊重？因为富人曾经创造了财富和就业机会。给政府创造了税收，政府又拿着税收补贴了穷人，帮助了大家。所有富人一定受到尊重。
    但我们国家则不同，总会去说“原罪”等，这是整个社会心态的问题。我们需要营造一个富不傲穷、贫不妒富，政府体谅百姓、百姓理解政府这样的社会。
    Q：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在大学期间让学生知道生存的残酷性是很重要的事情吗？
    A：市场经济本身是个竞争的体制，要告诉学生社会的秩序是什么。什么叫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的经济。讲价格机制，竞争机制。我培养的是什么？是一个教育产品，劳动力产品。“它”能否卖得出去？取决“它”的质量，它的质量包括对社会的认识、感悟。如果你笨得可以，对社会任何一个问题都隔着一层窗户纸看不透，哪个公司会要你？你跑到公司里去大谈思想品德，谁会要你？你要告诉公司人力资源部或者老板的是：我能干好这个岗位，我能帮助公司赚钱！

你很有恒心、爱心，加油啊，好妈妈！

谁抢了我的“机会”？
王树彤
“年轻人的机会”是我从博鳌论坛回来后不断想起的一个话题，记得论坛主办方曾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了，机会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为什么如今很多年轻人觉得他们得到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呢？

                                          

我在之前的一篇博客中提到过，很多人觉得是“富二代”、“官二代”抢走了他们的机会。诚然，如今存在阶层固化、存在社会资源配置不公的问题，当社会资源更多地被强势群体获得时，那些有个“好爹”的人自然会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但其实机会不均等的现象并不是现今社会特有的现象。年轻人可以向自己的父母辈了解一下，在紧缺经济时代、改革开放之前和初期，是否同样存在着身份、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的不平等？当时要单位分一套房有多困难？读大学对于内地学生来说是不是有如一步登天？做什么事儿是不是都有“走后门”之说？

在很多时候，我们说到机会，总是倾向去站在今天讨论昨天出现过的机会，就像是在谈论一只疯涨过的股票。中国转型时代出现的机遇，大家都可以举出一大堆：比如，当时低门槛就可以进入房地产行业，几千元就能开个广告公司，买几十张股票认购证就可以获得第一桶金，几个人的家庭小作坊可以在短短几年内发展成大的制造商，等等。很遗憾，这样的机会可能真不会再有了。不过有一点，虽然现在大家都觉得20年前机会多，但当初大多数人懵懵懂懂的时候，有几个人会认为那是百年难遇的机会呢？

现在很多人觉得既然不是“官二代”、“富二代”，又生不逢时，没赶上“转型机遇”，那么，只有华山一条道了：考公务员或进事业单位。于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希望进入体制内分享“特权福利”。我曾经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一张照片，场景令人震撼：2010年辽宁省各级机关公务员考场外，一位看起来有超过30岁的考生被录取后，在给家里打电话报喜时竟喜极而泣。这个表情我至今印象深刻，我似乎看到的是新一代的“范进中举”。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自己的人生希望寄托在挤进“公家单位”。2011年公务员考试报名者刷新三项记录：人数逾140万，出现年龄最大的35岁的考生，竞争最激烈的前6个职位考录比例达到空前的3000：1。

另一则故事则更令人唏嘘：合肥工业大学的团委副书记陈刚在竞选团委书记落败后，以决绝的方式抗争竞选的不公正，从12楼“纵身一跃，凛然赴死”。陈刚从一个从农村出生、没有背景的大学生，凭着自己的努力，一直干到校团委副书记，期间也打败了无数的竞争对手。但当他正踌躇满志、小心翼翼地按照中国金字塔型的行政官僚体制往上走时，现实最终没有让他圆这场当官的梦。

显然，考公务员，进国企、事业单位，确实给了大家对安定生活的无穷想象，即便是经过千辛万苦进入一个貌似稳定的事业单位，想要获得所谓的“机会”，仍然是相当有限和不可预测。

因此，机会的多少在我看来多少是一个伪命题，不值得去纠结，去钻这个牛角尖。我们与其抱怨现在机会少了，个人、家庭的资源不够多，还不如努力去把握可控的因素。把眼光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别人没看到的机会，而不是只看到那些被“官二代”，“富二代”占有的机会。如何给自己长一双能看到机会的慧眼，具体来说，跟大家分享三点：

一、了解自己。我曾经在接受一家杂志的采访时，回答过杜拉克的经典五问，其中第一问就是：你是谁？这个问题其实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需要常常思考的、而且是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我当时的回答是，“我”就是一个平凡而特殊的个体，一个独一无二的生命过程，是一个自我认识、自我管理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接受自己，了解自己，倾听自己。只有了解自己，就可以给自己找到准确的定位，比如，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我是一个创新梦想的实践者。找对自己的定位，认准方向，选择自己最擅长和喜欢的事情。这一点，无论是对求职者还是创业者都是一致的。只有找到自己喜欢的事，哪怕多付出一些辛苦，早晚你会看到机会之门。乔布斯在被他自己创立的苹果电脑踢出局之后，虽然有过沮丧的时刻，却因为他充分了解自己，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能做什么，想做什么，所以始终没有停下过他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事业，才有了今天你所看到的乔布斯。

二、挑战自己。大部分年轻人不甘平庸，但常常因为一些现实的利益，或者为求短暂的安全感，不愿意挑战自己。一方面不希望自己碌碌无为，一方面却在现实中缩手缩脚，这确实是一种悲哀。他们最终会发现，其实承受的心理压力并不因为保守的态度而减少，而长此以往，他们会发现做一个所谓的“普通人”其实也并不容易，他们同样会承受相当大的经济压力。不要试图追求安全感，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我曾经说过，事实上周遭的环境从来都不会有绝对的安全感，如果你觉得安全了，很有可能开始暗藏危机。

许多年前，我就听说过一个故事。古时候日本渔民出海捕鳗鱼，因为船小，回到岸边时鳗鱼几乎死光了。但是，有一个渔民，虽然他的装备和别人完全一样，可他的鱼每次回来都是活蹦乱跳的，所以他的鱼就能卖高价。他死前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他的儿子，就是在盛鳗鱼的船里，放进一些鲶鱼。鳗鱼和鲶鱼生性好斗，为了对付鲶鱼的攻击，鳗鱼被迫竭力反击，生存的本能被充分调动，就得以存活下来。鳗鱼的死还因为生的希望破灭，因为他们知道被捕后等待自己的只有死亡，所以选择了无声的放弃。渔民想对儿子说的是：只有勇于挑战，才能拥有成功和希望。

3，独立思考。我认为，中国教育体制的最大弊端，也许并不在教育与市场的脱节，而是没有认真去教会年轻人独立、全面、理性的思维方式。很多人即使出了学校仍然在寻找标准答案，仍然以考试的心态在面对人生的课题。现在如果跟20年前相比，可能减少的是一夜暴富的机会，但如果有敏锐的洞察市场力，仍然可以发现属于自己的机会。比如，你看到了互联网、电子商务会是今后十年的机会，那么，你就要设法寻找一种目前尚未满足的市场需求，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想象力，找到合理的商业模式，来填补这个市场缝隙。

不管时代如何变迁，有一条原则是不变的：机会属于它的发现者，真正的机会是对于一个时代趋势的判断和市场需求的捕捉。每个时代都有富有时代特征的机会。

关于食品安全报道的“放大效应”
刘 畅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5月08日   03 版）

    关于三聚氰胺的记忆尚未散去，瘦肉精、染色馒头引发的事件接踵而来。日前，国家食品安全部门负责人有感于食品安全问题报道的“放大效应”，强调对**奶粉、皮革奶、牛肉膏等报道经核查“属夸大或不实”，因此呼吁群众不要“信以为真、焦虑担忧”，更不要产生“还有什么敢吃的”的想法。

    我们并不怀疑这位负责人的总体判断，那就是“我国当前的食品安全总体上是有保障的”。当媒体中质疑的瘦肉精、染色馒头等报道获得证实，我们何尝不为丑闻获得揭露而庆幸。当相关记者因为报道的真实、客观、公正而获得社会赞扬时，我们何尝不为媒体推动社会进步的努力而击节叫好。新闻界有个影响至深的名言，那就是“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可以说，报道食品安全问题，正是媒体履行这种“瞭望、警告”职责的具体表现。

    当然，我们也无法否认，对于某个食品的揭露性报道，会在短时间内引发公众对于这一食品的信任恐慌，由此带来不敢购买、不敢食用的普遍社会心理。从三聚氰胺到瘦肉精，都给当事企业带来了巨额经济损失和商业品牌危机。但是，我们也相信，正是通过这样的危机事件，督促行政、司法等社会监管部门迅速行动起来，找出滋生丑闻、爆发危机的真正原因和社会土壤，并持续不懈地加以根除。惟此，才能使公众生存环境的安全感获得真正提升。

    然而，我们又常常碰到“草木皆兵”传说的现实版本。各种消息、传言也会被一些媒体不经核实或者不太严谨地加以放大。公众并不是专业传媒工作者，不会有较高的传媒素养和专业知识对消息真伪加以区分，而监管部门调查又需要一定时间，有时往往由于过程不透明、结论草率而得不到社会信任。

    李毅中任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时，面对基层官员向他抱怨“个别媒体夸大其辞”和“不实报道”，李毅中说：“媒体不是中纪委，媒体不是审计署，媒体不是调查组。接受监督要主动，要看到社会是透明的。”

    匆匆数载，李毅中不管安全工作有年，但其面对媒体批评的宽容态度让人记忆犹新。当食品安全报道被指责“夸大其辞”的时候，我们注意到批评者的观点：“食品安全事件虽时有发生，但与庞大的食品及生产经营者规模相比，所占比例很小。”这种说法的悖论是，在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哪一个刚刚发现和突然暴露出的问题不是“所占比例很小”呢？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一旦遭遇食品安全问题，造成伤害可能是“百分之百”的。

    当然，我们也希望每一次食品安全揭露报道都能准确命中、直捣黄龙，我们也希望每一次警告和提示都能及时有效。但如果不能以宽容态度对待问题报道，就会变相剥夺批评的权利。质疑，不可能百分之百都是正确的。只有当疑云消散、真相浮出，我们才会明白质疑的独特价值和贡献。在“假薯粉”、“毒奶粉”等事件上，到底是监管部门先行查办，还是媒体披露在先，这样的争论意义不大，让问题警示社会、让不法者得到严惩更为重要。

    如同社会在完成现代化转型一样，媒体也需要趋向专业和提升自身能力。通过严谨的职业规范和追求理性、客观、公正的职业伦理，实现服务社会、影响社会的传媒职能。具体到食品安全报道中，就是坚持平衡原则，采取多方信源，让公众判断其真伪和可信度，不能编造和滥用匿名消息源，对消息的核实、求证程度要进行必要说明。在无法准确判断其危害和影响范围时，要格外谨慎和小心。

“草根们”需要的不多，就是公平一点
王国信

全社会草根成功人士比例有多高？针对这个问题，《人民论坛》最近做了一项调查。调查发现，67.6%的受调查者认为，草根成功几率“不足5%”。调查显示，“善抓机遇，不怕冒险，敢于豁出去”是草根取得成功的第一大因素。

“草根”是一个形象的比喻，他们既不是“官二代”也不是“富二代”，范围包括工人、农民等一般城乡居民。改革开放30年来，神州大地上通过奋斗改变命运的事例一次次上演——鲁冠球第一份职业是打铁、李书福躬耕田亩……这些成功故事的背后，展现的是整个社会的生机与活力。

然而，尽管草根通过不懈努力有成功的几率，但能够登上成功金字塔顶端的仍然只是少数的“幸运儿”，大量草根依旧缺乏财富积聚的机会，难以成功。在通向成功的独木桥上，草根只有加倍的开发自己的能力，靠着坚忍不拔的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一点一滴地铺就成功之路的阶梯，而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还有无数来自权势制造的荆棘或陷阱。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机会和平台，草根纵使满怀抱负，成功也只是“镜中月”、“水中花”。所以，大多数人认为成功草根的比例是微乎其微的“不足5%”——相对于庞大的13亿人口，草根们上升的通道还是太窄，难以与社会流动的旺盛需求相匹配。

与此同时，“拥有黄金的人制定规则”，让原本不甚宽广的上升渠道变得更加拥挤不堪。比如股市一天造出4名个人资产过亿的80后“富二代”、江西某地事业单位招人仅允许科级干部子女报考……权力和财富建立的规则，让“拥有黄金”的群体有机会获得更多“黄金”，同时也抢夺了大部分人通向成功的机会。

我们所期待的幸福应是公平的幸福，在追求幸福的路上，草根们应该拥有更加公平的竞技平台。在这个竞技平台上，机会将留给所有有准备的人，每个人都公平地享有在不同阶层中垂直流动的机会；在这个竞技平台上，制度的门槛将被拆除得一干二净，草根们能在开放的规则体系中一展才能；在这个竞技平台上，每个人都能够参与到规则的制定、规则的完善、规则的监督执行过程中来。

这一树树鲜艳的桃花已是第三次开了又败。在东方汽轮机厂汉旺生产基地的车间外，它们3年来一直守着旁边的废墟，寂寞地开着。

    那些在过往的春天里曾驻足欣赏它们的人，已经告别了这片土地，甚至告别了这个世界。这个生产基地已经在“5·12”特大地震后，搬迁至德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东汽新基地。

    该厂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孙岩松介绍说，震后第二年，东方汽轮机厂年产品产量增长26%，产值达180亿元，增长66.7%，企业看到了一个更加广阔的未来。不过，搬到新地方恢复生产后，老人们最初在生活上有些不习惯，但3年下来，他们渐渐适应了新的生活，和他们的企业一起，回到了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状态。

    从桃花盛开处俯身望去，荒草已经爬满旧厂房里的空地和残垣，而那座著名的大钟，永远停留在了地震发生的时间点。

    从那一刻起，汉旺镇上的“山里人歌厅”再也没有歌声传出。而在映秀、在北川，在四川18个受灾的县市，人们顿时都陷入巨大的惊惶和悲伤中。随处可见破碎的家园和家庭，以及一个个撕心裂肺的故事。

    经过3年重建，这些“伤口”正慢慢平复。灾区人民一度被震斜的生活天平，正在努力地恢复平衡。

    “一切都在慢慢地回归到正常状态。”北川县对口援助合作办公室主任田兴惠说。在地震中，她失去了丈夫。她19岁的儿子因为接受不了这一现实，不仅整天在大学宿舍里打游戏，而且要求退学，甚至当年放寒假时不回家、不见任何亲人。

    2009年春节，田兴惠专程从北川打车到成都接儿子回家。儿子只撂给她一句话——“我已经没有家了。”然后，他再也不出宿舍门。

    那时，田兴惠确实没有家了。她在北川老县城里的家已成废墟，只好暂时栖身于绵阳市区的出租房里。

    “为了分散注意力，我把心思全用在了工作上，他用在了打游戏上。”说这话时，田兴惠的眼圈红了。

    就这样，她和儿子慢慢从悲痛中摆脱出来。儿子不仅回到田兴惠租住的房子，还从成都转学到绵阳的一所大学。如今，那个以前整天沉溺于游戏之中的年轻人，不仅修完了所有的学分，而且还准备报考研究生。

    去年11月3日欢送走山东的援建人员，田兴惠的生活也渐渐正常起来。她和同事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没日没夜地加班工作，而是恢复了过去朝九晚五的作息安排。她在绵阳买了房子，儿子每个周末都会回家陪她。母子在聊天时，会心照不宣地只谈过去比较高兴的事情。

    在汶川县水磨镇，程祥林夫妇在聊天时也经常如此。他们在地震中失去了17岁的大儿子。当时，程祥林与妻子刘志珍冒着余震，步行50里山路，背着儿子遗体回家的故事，经《中国青年报》以“回家”为题报道后，曾引起极大的社会关注。

    这对曾感动过无数人的父母，去年又生了一个儿子。家里多了一个说话的对象，他们一度很开心。逗小儿子开心，如今也是他们最开心的事。

    不过，和地震前类似，这种开心正渐渐开始变成操心。在地震前，他们操心的是如何供成绩优异的大儿子读书；41岁的程祥林眼下操心的则是，自己和妻子的年龄越来越大，以后如何抚养这个小儿子成人。

    大多数时间，不大喜欢说话的程祥林在水磨镇上做木工。回到家里，他喜欢看电视新闻。只是在3月11日日本大地震后，每次看到地震的新闻画面，他都觉得很揪心。

    “我们现在要完全重新回到地震前的那种状态，还需要时间，但我们一直在努力，想回到正常的状态上。”程祥林说。

    程祥林的大儿子曾就读的漩口中学，如今已成为地震纪念遗址。遗址的守门人依旧是漩口中学过去的守门人张志富。张志富六岁半的大孙子，遇难前在距漩口中学几百米之遥的映秀小学读书。后来，儿媳又给家里生了一个孙子。在张志富望着地震废墟发呆时，这个1岁半的小家伙，则用他手里的小物件，敲打爷爷守着的铁栅门，对着门外来来往往的人们，咿咿呀呀地不停喊着：“小妹儿……小妹儿……”

    “他刚学会说话，除了爸爸妈妈，就会喊这两个字。”他的奶奶马女士笑着说。

    遗址大门外的马路边，是一连串的摊位，其中不少在卖与地震有关的影碟。摊位上的播放机里，几乎都在一遍遍地重复播放当年地震发生时的情景，吸引了不少在映秀旅游的游客驻足观看。

    记忆里那些与死亡有关的悲伤已渐行渐远，现实中这些和生存相连的压力正步步逼近。生活，毕竟还得继续。这里每一个经历过灾难的人，都渴望回归到正常的生活里，并以自己的方式去努力。

    在映秀镇通往万人墓和地震纪念馆的“爱心路”旁，朵朵桃花正含苞待放。沿着爱心路的台阶拾阶而上，几个妇女追着一队队游人，叫卖着手里的黄、白菊花。一位穿红衣服的中年女人顺着台阶气喘吁吁地追了好远，依旧未能卖出手里的菊花。“一上午没卖出一支，恼火得很。”她用手指头拨了拨花瓣，嘟囔道。

    她对岸的山体上，地震导致的大面积滑坡清晰可见。3年来，绿色的草木一岁一枯荣，一道道巨大的伤口正在这枯荣之间被渐渐掩埋。

    在绵竹的一些滑坡上，甚至可以看到点点的野花在盛开。同时被草木和野花掩埋的，还有已被拆除的板房区。当年在这些板房里躲避风雨的人们，已经搬进新居，过上了有条不紊的日子。

    偶尔，会有一些记忆还躺在废墟里。在汉旺镇政府旧址，地震前放在门口的万年青依旧生机勃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曾有17名镇政府工作人员在这里遇难。在掩埋这些遇难者的废墟上，那棵他们熟悉的银杏树正在吐芽。废墟之下，一棵油菜花，艰难地探出头来，他们生前不曾见过在政府大院内长出油菜花。

    2009年上映的《唐山大地震》，有不少镜头曾在这里取景拍摄。在那部电影里，汉旺镇的人们看到了一些似曾相识的场景。而对北川县的田兴惠和她的同事们来说，他们很快将会在博物馆里看到自己的历史。根据规划，田兴惠目前办公所在的这片板房区，将是北川新县城建设完工后最后拆除的板房区。在拆除后，这片板房区将会被制作成实物模型，放进北川博物馆。

    田兴惠和她的同事们，将会是北川最后一批告别板房的人。“我们这个设在板房里的指挥部，就好比新中国成立前的西柏坡，正在见证新北川形成的历史。”田兴惠这样形容自己工作的这片板房区。

    她正在等待着告别板房的历史时刻。她知道，那一刻将意味着她和同事们彻底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状态。

    而对汉旺镇凌法村8组的年轻人邱丽来说，生活已经回到正常轨道。她曾是东汽主机一分厂的普通工人，在地震中失去右臂，昏迷了近半个月。因为伤残严重，她不能继续在厂里上班。东汽搬走后，邱丽留在了汉旺，在一家公司做材料保管员，同时在小镇上开着小卖部。

    “对不起，我只能用左手。”在跟人握手道别前，她总会微笑着这样说。

    正是依靠这只有力而显粗糙的左手，她掌握着自行车的方向，骑10多分钟的路程上班，她抱着地震后出生的孩子，也打理着自己在镇上的小店。

    她的老家在离汉旺镇几里开外的村头，那片曾掩埋她的废墟如今已变成一块平地，上面种着大片的油菜花。跟她所曾上班的东方汽轮机厂里的桃花一样，这些油菜花正在这个春天怒放。

    而在这个年轻人看来，只要人活着，花在盛开，这便意味着希望，即便回不到过去，但可以走向未来。

这一树树鲜艳的桃花已是第三次开了又败。在东方汽轮机厂汉旺生产基地的车间外，它们3年来一直守着旁边的废墟，寂寞地开着。

    那些在过往的春天里曾驻足欣赏它们的人，已经告别了这片土地，甚至告别了这个世界。这个生产基地已经在“5·12”特大地震后，搬迁至德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东汽新基地。

    该厂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孙岩松介绍说，震后第二年，东方汽轮机厂年产品产量增长26%，产值达180亿元，增长66.7%，企业看到了一个更加广阔的未来。不过，搬到新地方恢复生产后，老人们最初在生活上有些不习惯，但3年下来，他们渐渐适应了新的生活，和他们的企业一起，回到了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状态。

    从桃花盛开处俯身望去，荒草已经爬满旧厂房里的空地和残垣，而那座著名的大钟，永远停留在了地震发生的时间点。

    从那一刻起，汉旺镇上的“山里人歌厅”再也没有歌声传出。而在映秀、在北川，在四川18个受灾的县市，人们顿时都陷入巨大的惊惶和悲伤中。随处可见破碎的家园和家庭，以及一个个撕心裂肺的故事。

    经过3年重建，这些“伤口”正慢慢平复。灾区人民一度被震斜的生活天平，正在努力地恢复平衡。

    “一切都在慢慢地回归到正常状态。”北川县对口援助合作办公室主任田兴惠说。在地震中，她失去了丈夫。她19岁的儿子因为接受不了这一现实，不仅整天在大学宿舍里打游戏，而且要求退学，甚至当年放寒假时不回家、不见任何亲人。

    2009年春节，田兴惠专程从北川打车到成都接儿子回家。儿子只撂给她一句话——“我已经没有家了。”然后，他再也不出宿舍门。

    那时，田兴惠确实没有家了。她在北川老县城里的家已成废墟，只好暂时栖身于绵阳市区的出租房里。

    “为了分散注意力，我把心思全用在了工作上，他用在了打游戏上。”说这话时，田兴惠的眼圈红了。

    就这样，她和儿子慢慢从悲痛中摆脱出来。儿子不仅回到田兴惠租住的房子，还从成都转学到绵阳的一所大学。如今，那个以前整天沉溺于游戏之中的年轻人，不仅修完了所有的学分，而且还准备报考研究生。

    去年11月3日欢送走山东的援建人员，田兴惠的生活也渐渐正常起来。她和同事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没日没夜地加班工作，而是恢复了过去朝九晚五的作息安排。她在绵阳买了房子，儿子每个周末都会回家陪她。母子在聊天时，会心照不宣地只谈过去比较高兴的事情。

    在汶川县水磨镇，程祥林夫妇在聊天时也经常如此。他们在地震中失去了17岁的大儿子。当时，程祥林与妻子刘志珍冒着余震，步行50里山路，背着儿子遗体回家的故事，经《中国青年报》以“回家”为题报道后，曾引起极大的社会关注。

    这对曾感动过无数人的父母，去年又生了一个儿子。家里多了一个说话的对象，他们一度很开心。逗小儿子开心，如今也是他们最开心的事。

    不过，和地震前类似，这种开心正渐渐开始变成操心。在地震前，他们操心的是如何供成绩优异的大儿子读书；41岁的程祥林眼下操心的则是，自己和妻子的年龄越来越大，以后如何抚养这个小儿子成人。

    大多数时间，不大喜欢说话的程祥林在水磨镇上做木工。回到家里，他喜欢看电视新闻。只是在3月11日日本大地震后，每次看到地震的新闻画面，他都觉得很揪心。

    “我们现在要完全重新回到地震前的那种状态，还需要时间，但我们一直在努力，想回到正常的状态上。”程祥林说。

    程祥林的大儿子曾就读的漩口中学，如今已成为地震纪念遗址。遗址的守门人依旧是漩口中学过去的守门人张志富。张志富六岁半的大孙子，遇难前在距漩口中学几百米之遥的映秀小学读书。后来，儿媳又给家里生了一个孙子。在张志富望着地震废墟发呆时，这个1岁半的小家伙，则用他手里的小物件，敲打爷爷守着的铁栅门，对着门外来来往往的人们，咿咿呀呀地不停喊着：“小妹儿……小妹儿……”

    “他刚学会说话，除了爸爸妈妈，就会喊这两个字。”他的奶奶马女士笑着说。

    遗址大门外的马路边，是一连串的摊位，其中不少在卖与地震有关的影碟。摊位上的播放机里，几乎都在一遍遍地重复播放当年地震发生时的情景，吸引了不少在映秀旅游的游客驻足观看。

    记忆里那些与死亡有关的悲伤已渐行渐远，现实中这些和生存相连的压力正步步逼近。生活，毕竟还得继续。这里每一个经历过灾难的人，都渴望回归到正常的生活里，并以自己的方式去努力。

    在映秀镇通往万人墓和地震纪念馆的“爱心路”旁，朵朵桃花正含苞待放。沿着爱心路的台阶拾阶而上，几个妇女追着一队队游人，叫卖着手里的黄、白菊花。一位穿红衣服的中年女人顺着台阶气喘吁吁地追了好远，依旧未能卖出手里的菊花。“一上午没卖出一支，恼火得很。”她用手指头拨了拨花瓣，嘟囔道。

    她对岸的山体上，地震导致的大面积滑坡清晰可见。3年来，绿色的草木一岁一枯荣，一道道巨大的伤口正在这枯荣之间被渐渐掩埋。

    在绵竹的一些滑坡上，甚至可以看到点点的野花在盛开。同时被草木和野花掩埋的，还有已被拆除的板房区。当年在这些板房里躲避风雨的人们，已经搬进新居，过上了有条不紊的日子。

    偶尔，会有一些记忆还躺在废墟里。在汉旺镇政府旧址，地震前放在门口的万年青依旧生机勃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曾有17名镇政府工作人员在这里遇难。在掩埋这些遇难者的废墟上，那棵他们熟悉的银杏树正在吐芽。废墟之下，一棵油菜花，艰难地探出头来，他们生前不曾见过在政府大院内长出油菜花。

    2009年上映的《唐山大地震》，有不少镜头曾在这里取景拍摄。在那部电影里，汉旺镇的人们看到了一些似曾相识的场景。而对北川县的田兴惠和她的同事们来说，他们很快将会在博物馆里看到自己的历史。根据规划，田兴惠目前办公所在的这片板房区，将是北川新县城建设完工后最后拆除的板房区。在拆除后，这片板房区将会被制作成实物模型，放进北川博物馆。

    田兴惠和她的同事们，将会是北川最后一批告别板房的人。“我们这个设在板房里的指挥部，就好比新中国成立前的西柏坡，正在见证新北川形成的历史。”田兴惠这样形容自己工作的这片板房区。

    她正在等待着告别板房的历史时刻。她知道，那一刻将意味着她和同事们彻底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状态。

    而对汉旺镇凌法村8组的年轻人邱丽来说，生活已经回到正常轨道。她曾是东汽主机一分厂的普通工人，在地震中失去右臂，昏迷了近半个月。因为伤残严重，她不能继续在厂里上班。东汽搬走后，邱丽留在了汉旺，在一家公司做材料保管员，同时在小镇上开着小卖部。

    “对不起，我只能用左手。”在跟人握手道别前，她总会微笑着这样说。

    正是依靠这只有力而显粗糙的左手，她掌握着自行车的方向，骑10多分钟的路程上班，她抱着地震后出生的孩子，也打理着自己在镇上的小店。

    她的老家在离汉旺镇几里开外的村头，那片曾掩埋她的废墟如今已变成一块平地，上面种着大片的油菜花。跟她所曾上班的东方汽轮机厂里的桃花一样，这些油菜花正在这个春天怒放。

    而在这个年轻人看来，只要人活着，花在盛开，这便意味着希望，即便回不到过去，但可以走向未来。

这一树树鲜艳的桃花已是第三次开了又败。在东方汽轮机厂汉旺生产基地的车间外，它们3年来一直守着旁边的废墟，寂寞地开着。

    那些在过往的春天里曾驻足欣赏它们的人，已经告别了这片土地，甚至告别了这个世界。这个生产基地已经在“5·12”特大地震后，搬迁至德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东汽新基地。

    该厂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孙岩松介绍说，震后第二年，东方汽轮机厂年产品产量增长26%，产值达180亿元，增长66.7%，企业看到了一个更加广阔的未来。不过，搬到新地方恢复生产后，老人们最初在生活上有些不习惯，但3年下来，他们渐渐适应了新的生活，和他们的企业一起，回到了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状态。

    从桃花盛开处俯身望去，荒草已经爬满旧厂房里的空地和残垣，而那座著名的大钟，永远停留在了地震发生的时间点。

    从那一刻起，汉旺镇上的“山里人歌厅”再也没有歌声传出。而在映秀、在北川，在四川18个受灾的县市，人们顿时都陷入巨大的惊惶和悲伤中。随处可见破碎的家园和家庭，以及一个个撕心裂肺的故事。

    经过3年重建，这些“伤口”正慢慢平复。灾区人民一度被震斜的生活天平，正在努力地恢复平衡。

    “一切都在慢慢地回归到正常状态。”北川县对口援助合作办公室主任田兴惠说。在地震中，她失去了丈夫。她19岁的儿子因为接受不了这一现实，不仅整天在大学宿舍里打游戏，而且要求退学，甚至当年放寒假时不回家、不见任何亲人。

    2009年春节，田兴惠专程从北川打车到成都接儿子回家。儿子只撂给她一句话——“我已经没有家了。”然后，他再也不出宿舍门。

    那时，田兴惠确实没有家了。她在北川老县城里的家已成废墟，只好暂时栖身于绵阳市区的出租房里。

    “为了分散注意力，我把心思全用在了工作上，他用在了打游戏上。”说这话时，田兴惠的眼圈红了。

    就这样，她和儿子慢慢从悲痛中摆脱出来。儿子不仅回到田兴惠租住的房子，还从成都转学到绵阳的一所大学。如今，那个以前整天沉溺于游戏之中的年轻人，不仅修完了所有的学分，而且还准备报考研究生。

    去年11月3日欢送走山东的援建人员，田兴惠的生活也渐渐正常起来。她和同事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没日没夜地加班工作，而是恢复了过去朝九晚五的作息安排。她在绵阳买了房子，儿子每个周末都会回家陪她。母子在聊天时，会心照不宣地只谈过去比较高兴的事情。

    在汶川县水磨镇，程祥林夫妇在聊天时也经常如此。他们在地震中失去了17岁的大儿子。当时，程祥林与妻子刘志珍冒着余震，步行50里山路，背着儿子遗体回家的故事，经《中国青年报》以“回家”为题报道后，曾引起极大的社会关注。

    这对曾感动过无数人的父母，去年又生了一个儿子。家里多了一个说话的对象，他们一度很开心。逗小儿子开心，如今也是他们最开心的事。

    不过，和地震前类似，这种开心正渐渐开始变成操心。在地震前，他们操心的是如何供成绩优异的大儿子读书；41岁的程祥林眼下操心的则是，自己和妻子的年龄越来越大，以后如何抚养这个小儿子成人。

    大多数时间，不大喜欢说话的程祥林在水磨镇上做木工。回到家里，他喜欢看电视新闻。只是在3月11日日本大地震后，每次看到地震的新闻画面，他都觉得很揪心。

    “我们现在要完全重新回到地震前的那种状态，还需要时间，但我们一直在努力，想回到正常的状态上。”程祥林说。

    程祥林的大儿子曾就读的漩口中学，如今已成为地震纪念遗址。遗址的守门人依旧是漩口中学过去的守门人张志富。张志富六岁半的大孙子，遇难前在距漩口中学几百米之遥的映秀小学读书。后来，儿媳又给家里生了一个孙子。在张志富望着地震废墟发呆时，这个1岁半的小家伙，则用他手里的小物件，敲打爷爷守着的铁栅门，对着门外来来往往的人们，咿咿呀呀地不停喊着：“小妹儿……小妹儿……”

    “他刚学会说话，除了爸爸妈妈，就会喊这两个字。”他的奶奶马女士笑着说。

    遗址大门外的马路边，是一连串的摊位，其中不少在卖与地震有关的影碟。摊位上的播放机里，几乎都在一遍遍地重复播放当年地震发生时的情景，吸引了不少在映秀旅游的游客驻足观看。

    记忆里那些与死亡有关的悲伤已渐行渐远，现实中这些和生存相连的压力正步步逼近。生活，毕竟还得继续。这里每一个经历过灾难的人，都渴望回归到正常的生活里，并以自己的方式去努力。

    在映秀镇通往万人墓和地震纪念馆的“爱心路”旁，朵朵桃花正含苞待放。沿着爱心路的台阶拾阶而上，几个妇女追着一队队游人，叫卖着手里的黄、白菊花。一位穿红衣服的中年女人顺着台阶气喘吁吁地追了好远，依旧未能卖出手里的菊花。“一上午没卖出一支，恼火得很。”她用手指头拨了拨花瓣，嘟囔道。

    她对岸的山体上，地震导致的大面积滑坡清晰可见。3年来，绿色的草木一岁一枯荣，一道道巨大的伤口正在这枯荣之间被渐渐掩埋。

    在绵竹的一些滑坡上，甚至可以看到点点的野花在盛开。同时被草木和野花掩埋的，还有已被拆除的板房区。当年在这些板房里躲避风雨的人们，已经搬进新居，过上了有条不紊的日子。

    偶尔，会有一些记忆还躺在废墟里。在汉旺镇政府旧址，地震前放在门口的万年青依旧生机勃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曾有17名镇政府工作人员在这里遇难。在掩埋这些遇难者的废墟上，那棵他们熟悉的银杏树正在吐芽。废墟之下，一棵油菜花，艰难地探出头来，他们生前不曾见过在政府大院内长出油菜花。

    2009年上映的《唐山大地震》，有不少镜头曾在这里取景拍摄。在那部电影里，汉旺镇的人们看到了一些似曾相识的场景。而对北川县的田兴惠和她的同事们来说，他们很快将会在博物馆里看到自己的历史。根据规划，田兴惠目前办公所在的这片板房区，将是北川新县城建设完工后最后拆除的板房区。在拆除后，这片板房区将会被制作成实物模型，放进北川博物馆。

    田兴惠和她的同事们，将会是北川最后一批告别板房的人。“我们这个设在板房里的指挥部，就好比新中国成立前的西柏坡，正在见证新北川形成的历史。”田兴惠这样形容自己工作的这片板房区。

    她正在等待着告别板房的历史时刻。她知道，那一刻将意味着她和同事们彻底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状态。

    而对汉旺镇凌法村8组的年轻人邱丽来说，生活已经回到正常轨道。她曾是东汽主机一分厂的普通工人，在地震中失去右臂，昏迷了近半个月。因为伤残严重，她不能继续在厂里上班。东汽搬走后，邱丽留在了汉旺，在一家公司做材料保管员，同时在小镇上开着小卖部。

    “对不起，我只能用左手。”在跟人握手道别前，她总会微笑着这样说。

    正是依靠这只有力而显粗糙的左手，她掌握着自行车的方向，骑10多分钟的路程上班，她抱着地震后出生的孩子，也打理着自己在镇上的小店。

    她的老家在离汉旺镇几里开外的村头，那片曾掩埋她的废墟如今已变成一块平地，上面种着大片的油菜花。跟她所曾上班的东方汽轮机厂里的桃花一样，这些油菜花正在这个春天怒放。

    而在这个年轻人看来，只要人活着，花在盛开，这便意味着希望，即便回不到过去，但可以走向未来。

这一树树鲜艳的桃花已是第三次开了又败。在东方汽轮机厂汉旺生产基地的车间外，它们3年来一直守着旁边的废墟，寂寞地开着。

    那些在过往的春天里曾驻足欣赏它们的人，已经告别了这片土地，甚至告别了这个世界。这个生产基地已经在“5·12”特大地震后，搬迁至德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东汽新基地。

    该厂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孙岩松介绍说，震后第二年，东方汽轮机厂年产品产量增长26%，产值达180亿元，增长66.7%，企业看到了一个更加广阔的未来。不过，搬到新地方恢复生产后，老人们最初在生活上有些不习惯，但3年下来，他们渐渐适应了新的生活，和他们的企业一起，回到了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状态。

    从桃花盛开处俯身望去，荒草已经爬满旧厂房里的空地和残垣，而那座著名的大钟，永远停留在了地震发生的时间点。

    从那一刻起，汉旺镇上的“山里人歌厅”再也没有歌声传出。而在映秀、在北川，在四川18个受灾的县市，人们顿时都陷入巨大的惊惶和悲伤中。随处可见破碎的家园和家庭，以及一个个撕心裂肺的故事。

    经过3年重建，这些“伤口”正慢慢平复。灾区人民一度被震斜的生活天平，正在努力地恢复平衡。

    “一切都在慢慢地回归到正常状态。”北川县对口援助合作办公室主任田兴惠说。在地震中，她失去了丈夫。她19岁的儿子因为接受不了这一现实，不仅整天在大学宿舍里打游戏，而且要求退学，甚至当年放寒假时不回家、不见任何亲人。

    2009年春节，田兴惠专程从北川打车到成都接儿子回家。儿子只撂给她一句话——“我已经没有家了。”然后，他再也不出宿舍门。

    那时，田兴惠确实没有家了。她在北川老县城里的家已成废墟，只好暂时栖身于绵阳市区的出租房里。

    “为了分散注意力，我把心思全用在了工作上，他用在了打游戏上。”说这话时，田兴惠的眼圈红了。

    就这样，她和儿子慢慢从悲痛中摆脱出来。儿子不仅回到田兴惠租住的房子，还从成都转学到绵阳的一所大学。如今，那个以前整天沉溺于游戏之中的年轻人，不仅修完了所有的学分，而且还准备报考研究生。

    去年11月3日欢送走山东的援建人员，田兴惠的生活也渐渐正常起来。她和同事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没日没夜地加班工作，而是恢复了过去朝九晚五的作息安排。她在绵阳买了房子，儿子每个周末都会回家陪她。母子在聊天时，会心照不宣地只谈过去比较高兴的事情。

    在汶川县水磨镇，程祥林夫妇在聊天时也经常如此。他们在地震中失去了17岁的大儿子。当时，程祥林与妻子刘志珍冒着余震，步行50里山路，背着儿子遗体回家的故事，经《中国青年报》以“回家”为题报道后，曾引起极大的社会关注。

    这对曾感动过无数人的父母，去年又生了一个儿子。家里多了一个说话的对象，他们一度很开心。逗小儿子开心，如今也是他们最开心的事。

    不过，和地震前类似，这种开心正渐渐开始变成操心。在地震前，他们操心的是如何供成绩优异的大儿子读书；41岁的程祥林眼下操心的则是，自己和妻子的年龄越来越大，以后如何抚养这个小儿子成人。

    大多数时间，不大喜欢说话的程祥林在水磨镇上做木工。回到家里，他喜欢看电视新闻。只是在3月11日日本大地震后，每次看到地震的新闻画面，他都觉得很揪心。

    “我们现在要完全重新回到地震前的那种状态，还需要时间，但我们一直在努力，想回到正常的状态上。”程祥林说。

    程祥林的大儿子曾就读的漩口中学，如今已成为地震纪念遗址。遗址的守门人依旧是漩口中学过去的守门人张志富。张志富六岁半的大孙子，遇难前在距漩口中学几百米之遥的映秀小学读书。后来，儿媳又给家里生了一个孙子。在张志富望着地震废墟发呆时，这个1岁半的小家伙，则用他手里的小物件，敲打爷爷守着的铁栅门，对着门外来来往往的人们，咿咿呀呀地不停喊着：“小妹儿……小妹儿……”

    “他刚学会说话，除了爸爸妈妈，就会喊这两个字。”他的奶奶马女士笑着说。

    遗址大门外的马路边，是一连串的摊位，其中不少在卖与地震有关的影碟。摊位上的播放机里，几乎都在一遍遍地重复播放当年地震发生时的情景，吸引了不少在映秀旅游的游客驻足观看。

    记忆里那些与死亡有关的悲伤已渐行渐远，现实中这些和生存相连的压力正步步逼近。生活，毕竟还得继续。这里每一个经历过灾难的人，都渴望回归到正常的生活里，并以自己的方式去努力。

    在映秀镇通往万人墓和地震纪念馆的“爱心路”旁，朵朵桃花正含苞待放。沿着爱心路的台阶拾阶而上，几个妇女追着一队队游人，叫卖着手里的黄、白菊花。一位穿红衣服的中年女人顺着台阶气喘吁吁地追了好远，依旧未能卖出手里的菊花。“一上午没卖出一支，恼火得很。”她用手指头拨了拨花瓣，嘟囔道。

    她对岸的山体上，地震导致的大面积滑坡清晰可见。3年来，绿色的草木一岁一枯荣，一道道巨大的伤口正在这枯荣之间被渐渐掩埋。

    在绵竹的一些滑坡上，甚至可以看到点点的野花在盛开。同时被草木和野花掩埋的，还有已被拆除的板房区。当年在这些板房里躲避风雨的人们，已经搬进新居，过上了有条不紊的日子。

    偶尔，会有一些记忆还躺在废墟里。在汉旺镇政府旧址，地震前放在门口的万年青依旧生机勃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曾有17名镇政府工作人员在这里遇难。在掩埋这些遇难者的废墟上，那棵他们熟悉的银杏树正在吐芽。废墟之下，一棵油菜花，艰难地探出头来，他们生前不曾见过在政府大院内长出油菜花。

    2009年上映的《唐山大地震》，有不少镜头曾在这里取景拍摄。在那部电影里，汉旺镇的人们看到了一些似曾相识的场景。而对北川县的田兴惠和她的同事们来说，他们很快将会在博物馆里看到自己的历史。根据规划，田兴惠目前办公所在的这片板房区，将是北川新县城建设完工后最后拆除的板房区。在拆除后，这片板房区将会被制作成实物模型，放进北川博物馆。

    田兴惠和她的同事们，将会是北川最后一批告别板房的人。“我们这个设在板房里的指挥部，就好比新中国成立前的西柏坡，正在见证新北川形成的历史。”田兴惠这样形容自己工作的这片板房区。

    她正在等待着告别板房的历史时刻。她知道，那一刻将意味着她和同事们彻底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状态。

    而对汉旺镇凌法村8组的年轻人邱丽来说，生活已经回到正常轨道。她曾是东汽主机一分厂的普通工人，在地震中失去右臂，昏迷了近半个月。因为伤残严重，她不能继续在厂里上班。东汽搬走后，邱丽留在了汉旺，在一家公司做材料保管员，同时在小镇上开着小卖部。

    “对不起，我只能用左手。”在跟人握手道别前，她总会微笑着这样说。

    正是依靠这只有力而显粗糙的左手，她掌握着自行车的方向，骑10多分钟的路程上班，她抱着地震后出生的孩子，也打理着自己在镇上的小店。

    她的老家在离汉旺镇几里开外的村头，那片曾掩埋她的废墟如今已变成一块平地，上面种着大片的油菜花。跟她所曾上班的东方汽轮机厂里的桃花一样，这些油菜花正在这个春天怒放。

    而在这个年轻人看来，只要人活着，花在盛开，这便意味着希望，即便回不到过去，但可以走向未来。

慈善无“暴力”
汪东亚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5月16日   10 版）

    “暴力慈善”新闻事件热炒过去了，再回过来说这个话题也许才是合适的。

    还记得那张引出这个词语的照片吗？陈光标站在表情僵硬的灾民中间笑容灿烂，而旁边的灾民除了手中的百元钞票鲜红夺目，无论眼神还是表情都不应景，和照片主角陈光标显得不搭调。

    今天以一个旁观者再回去看这张照片，笔者依然坚持当初的判断，灾民们没有感恩戴德的激动，也不会有蒙受羞辱的苦痛。也许他们会有点感谢站在他们中间的陈光标，也许没有，但或多或少会有点惊讶，“为什么要求我把钱高高举起呢，还拍照，莫名其妙”。

    这样遥远的猜测并不是毫无意义。对于一个故事来说，即使身在其中，也不能够很好地把全貌描述出来。旁观者永远是旁观者，你对于故事的态度只在于你脑子里既有的观念。那么，什么才是慈善呢？

    这个词语代表着一种美好，是以前的人们把他们见到的一类美好行为，慢慢地归纳为一个词语，叫“慈善”。我们所学课本里有很多教人向善的语言，对于慈善的描述，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扶贫济困；二、给予者无私；三、接受者感恩。三者相结合，才能够构成符合人们想象的有关慈善美好而完整的叙事。

    陈光标做的慈善不属于这一类。虽然10年间他向慈善事业捐款捐物累计突破8.1亿元，被媒体称为“中国首善”，不过伴随的争议也一直没有间断。他把自己一次次善举，一笔笔善款详列出一个“慈善成绩单”。且不说此次争议这个成绩单有多少水分，单就公开成绩单本身就说明陈光标做慈善的用意。

    他有私心，这可以从他的所作所为觉察出。陈光标花大力气，不惜金钱成本与众多媒体搞关系。去年全国**，还把过往慈善成绩单及数百家媒体报道（当然只挑说好听那一类的）装到一个个精制的U盘中，分发给上会记者，可谓用心良苦。

    他希望自己的慈善被人所知，受人赞扬，赢得荣誉，这是他的私心之一。为了这个私心，他不止一次作秀般搞慈善，从“现场分钱”、“摆钱墙”到“灾民举钞票”，主导思路一致：场面壮观、形式高调。数年间，陈光标竟然一路坚持了下来，看得出他是不出名誓不罢休的劲头。

    还有媒体总结说，陈光标的慈善还有商业目的，因为做慈善获得了不少项目，一来一去反而还赚得了钱。这里面有商人的精明，有舍有得。这样的话，陈光标做慈善的回报还是不错的，可谓名利双收。

    慈善可以夹杂私心吗？答案是肯定的。施善者在给予他人帮助的同时获得名利，不论其是否出于功利，在客观效果上只要是善行，这样的行为就是双赢的善行。

    社会提倡不求回报的慈善之举。这几日，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微博发起“寻找无名氏”公益行动。汶川地震后，中国扶贫基金会约9000张**没有寄给捐赠人，共计善款1330多万元。其中不乏做好事不留名者，他们的行为如同涓涓细流，暖人心田。

    对于带有功利色彩的慈善不仅该有宽容，也应该加入到认同之列。同样举汶川地震一例：灾难发生时，电视台里连续播放一场场公益活动，现场的那些嘉宾坐在观众席上，手里举着硕大的五颜六色的牌子，鲜艳的捐款数字旁陪着醒目的广告语，眼看镜头扫过来了，马上机灵地高高举起，还适当地晃动一下。

    捐款同时给自己的企业做做广告，不好吗？正是这些捐款者才是庞大慈善队伍的主力军。慈善，不应成为任何道德评价的标杆和尺度。上述总结的慈善三条的原则也许该改为：一、帮助他人；二、助他者自愿；三、受助者平等。

    哪里有什么“慈善暴力”。捐了钱做了好事就是慈善，不存在慈善“暴力”了谁，反倒是提出这个概念者有滥用“语言暴力”之嫌。

    社会财富的不平均分配加剧，慈善正在成为社会重新分配财富的一条重要的和谐之路。中国企业家的价值观到了一个全面转型的阶段。中国的企业家钱袋越来越鼓，企业社会责任越来越被重视，很多人开始认真思考反哺社会。

    传统的慈善观念上小额慈善、低调慈善、大众化的、排斥个性的慈善该与时俱进。“福耀玻璃”的董事长曹德旺做苛刻的慈善，值得鼓励；大连万达董事长王健林捐10亿元重建大报恩寺，值得鼓励；世纪金源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如论8年捐款接近30亿元，值得鼓励；陈光标高调做慈善，值得鼓励……

    现代慈善，只要是做的真慈善，规范、透明、公正，形式可以多样，它一定是高调、个性、多样化的。给捐赠者以鼓励和回报，会有更广泛的带动效应，慈善之路才会走得更加宽广。

食品安全更应挂钩官员的“胃”  
2011年05月16日 10:51:56 　来源： 扬子晚报 【字号 大小】【收藏】【打印】【关闭】  

    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地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推行食品安全整治区（县）长负责制。吉林开通24小时投诉举报热线，聘请1300名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监督（5月15日《京华时报》）。

    应该说，时下食品安全问题的多发，除了从业者缺乏道德底线的约束之外，很大程度上也缘于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甚至是趋利避责的监管体制。现实中，食品安全事故的暴发，虽然充分暴露出政府监管链条的失职甚至共谋，但最终往往是几经推诿之后，最终以链条末端被绳之以法、施以重罚而画上句号。

    对于民众来说，既然食品安全问题究竟出自哪个环节，往往并不那么一目了然，即便是追溯到了导致问题的环节，这些环节有没有为这类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埋单的实力，也同样需要打上个问号。这个时候，食品安全问题其实并不能甚至很难只由制造者来担责，既然政府有向公众提供安全食品的责任，那么，一旦出现了食品安全事故，公众其实更应首先追究政府的失职，并由政府先行提供赔偿与保障。如今在食品安全方面享有盛誉的日本，历史上也曾经发生过严重的食品安全事故，但自从建立其政府担责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出了食品安全问题，政府要被首先问罪之后，食品安全的良序才最终建立起来。

    基于上述观点，食品安全纳入官员政绩考核无疑值得期待，但是，食品安全仅仅是挂钩官员的乌纱帽其实还不够，按理来说，既然政府官员并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岂有不对自己的食品安全问题负责之理？然而，当政府机关的食堂甚至官员的餐桌能够享受特供的安全食品，要想让政府官员们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真正感同身受，自然也就不切实际。从这个意义上说，取消并叫停政府部门的食品特供，让食品安全也挂钩官员的健康与性命了，食品安全才能真正成为政府官员主动自发的诉求。（武洁）

互联网真会让人变得浅薄？
袁楚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5月17日   10 版）
    我在电脑显示器上贴着一张纸，上书“过度使用搜索会损害你的智商”。因为从业于传统图书出版行业，我的大部分同事对新媒体、新技术的接受程度比较低，所以每当走到我的工位上，他们都会饶有兴趣地把这句话念一遍，然后郑重其事地问我，“这是不是真的？”

    “这要看你自己如何使用搜索。”我一般会一笑了之，然后这样回答他们。

    我不会像尼古拉斯·卡尔那样告诉他们，“在我们跟计算机越来越密不可分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多的人生体验通过电脑屏幕上闪烁摇曳、虚无缥缈的符号完成，最大的危险就是我们即将开始丧失我们的人性，牺牲人之所以区别于机器的本质属性。”

    这是卡尔在他的新作《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中所下的结论。在朋友处看到这本书时，我产生了共鸣。作者提出的最大问题——使用互联网会对我们大脑的工作方式带来什么样的实际影响，让我很感兴趣。

    计算机是不受控制的人脑延伸

    一项调查显示，一个美国人平均每天要接收约34G信息，是11万个英文单词的信息量，相当于一般电脑硬盘存储量的1/5，这当中大量的信息是无用的，而这些信息绝大部分又来自互联网。

    在书中，卡尔的核心观点是，互联网把人类生活中的一些行为“外包”了，换句话说，某些原本应该储存在人类头脑中、由人类智商进行处理的信息，转而由计算机和互联网进行处理。问题在于，我们不能完全自主地决定哪些信息外包，哪些信息由自身的思维处理，但是必定有一些信息是不能交由计算机处理的。

    因此，作者提醒，我们必须对新技术保持一定的警惕，避免“我们自身某个至关重要的部分陷入麻木状态的可能”。卡尔把媒介看作是人类某种生理功能的外部延续，随着这一外部功能开始被越来越多地使用，而且效率和容量也远远超过人类自身的生理功能，人类就会越来越依赖这一功能，从而导致自身功能的衰退。

    似乎我们身边也不乏这样的例证。我曾见过一些对互联网非常依赖的同行，他们写出来的文字，几乎每个字都是从搜索引擎中蹦出来的，更有甚者，每天坐在电脑前，上网、玩游戏、网上购物、聊天，离开互联网，他们几乎不知道如何跟人交往，不知道怎么买东西，甚至连基本的生活常识和思维能力都没有。

    针对类似的现象，卡尔在文中把人类和计算机作了对比。我们的思维“在这种飞行过程中重新对本身编程，改变它的运作方式”，相对于容量和计算速度都极其有限的人脑，以搜索引擎为代表的互联网新贵技术力量，给人类的能力延伸带来了新的加速器，但是也使得人脑的思维能力进一步变得“浅薄”。

    我们不再需要记忆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话本小说，也不需要记得那些具体的人和事，只要记住搜索引擎的入口在哪里，然后把需求输入进去，得到的就是最完美的答案。女孩们也不用翻找衣柜，而是直接打开电脑，查看分类建立的数据库，并使用互联网上好友们提供的建议，搭配自己出门要穿的衣服，还能顺手给几个好友发信征求意见，然后根据编号，找到要穿的衣服。

    这是好事吗？卡尔似乎并不这么认为。他甚至有些危言耸听地写道：“利用网络代替记忆，从而绕过巩固记忆的内部过程，是我们将面临被掏空大脑的风险。一旦记忆外包，文明就会消亡。”

    在我看来，事情虽然没那么好，但是也没那么糟。

    互联网敲碎了时间

    我之所以这样认为，原因在于，互联网在诞生初期，一度被认为会把传统的中央集权式的媒体，解构成碎片化的个人媒体。

    这一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但事情发展的最终结果，或许并非卡尔所想的那样——人类和互联网有着一定底线的间隔，而是互联网直接融合成为社会的一分子。

    中国有个禅理故事，“人生有三重境界，这三重境界可以形象地比喻为：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从浅薄到深刻再到浅薄，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与这个禅理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信息社会以前，我们对信息和媒介的了解，是简单意义上的“浅薄”，即了解得并不深入；进入信息社会之后，我们逐渐了解了信息和媒介的力量，与此同时，大量的信息碎片和众多的媒介渠道也开始紧紧围绕在我们身边，让我们感到无所适从；而下一个阶段，必定是重回“浅薄”，但这已经不再是第一阶段的简单意义上的“浅薄”。

    《浅薄》的作者认为，深刻化是从碎片式转向整体性，从感性思维转向理性思维，这也是思维从浅薄到深刻的第一次飞跃。而现在，互联网的出现，导致被深刻化的思维又一次被解构。这也是作者认为的从深刻到浅薄。

    的确，人类思维随着信息的爆炸正在开始碎片化：“互联网多媒体技术融多种不同类型的信息于一屏，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内容的碎片化，也进一步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在卡尔眼里，几段文字、一段音频或视频、一套导航工具、各种商业广告、一些小型应用软件，甚或一些不知名的‘小玩意儿’，全都可以包含在一个网页中，在它们各自的窗口内运行，而这些“杂音的刺激”很容易让人分神。

    “较之历史上所有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技术，互联网带来的让人分神的内容实在太多了。它在向我们呈上信息盛宴的同时，也把我们带回了彻头彻尾的精力分散的天然状态。”作者忧心忡忡地写道。

    卡尔所描述的以下情形或许我们每个人多少曾遇到过。正当我们在新闻网站上浏览最新焦点新闻时，突然收到一条信息，提醒我们有新邮件。几秒钟之后，资讯聚合阅读器又显示，自己最喜爱的博主刚刚上传了一篇新博文。没过一会儿，手机铃声又响起，有短信送达。与此同时，一些社区交友网站的用户头像在不停地闪烁，电脑上运行的其他软件程序也闹出动静来，争先恐后地抢占我们的注意力。

    有不少人可能会感叹，过去很容易把精力集中在一件事情上，自从互联网介入生活之后，过去自然而然就能集中精力关注的事情，现在再要集中精力，变得难上加难。为此，卡尔感慨，“互联网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只是为了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这是互联网的错吗？显然不是。毫无疑问，互联网是我们最近50年发明的最重要的科技产物之一，并且这个原本只存在于虚拟空间中的产物，正一步步改变我们的现实生活。最令人担心的是，我们乐于接受互联网带来的任何改变，而并不去仔细思考被改变的是什么，改变之后是什么样子。

    卡尔先我们一步去思考了，并且还在文中提到了时间概念的即时化，即社会化媒体的兴起，让我们能以最快的速度获知各种信息。不过，作者也漏掉了另外一个重要的维度——地理位置。“定位服务”的兴起，让我们继在时间维度上被即时切分之后，又一次在地理维度上被即时切分。如此一来，我们原本基于一个维度产生的思维，变成基于两个维度。此时，碎片化又有什么大不了呢？

    在我看来，人类和互联网迟早要融合无间，就好像我们曾经认为大自然和人类截然分开，工业、化学、天文学等等自然科学也都应该是和人类截然分开的，但社会的发展最终证实，这些科学都会和人类社会融合起来，那么，为什么互联网不可能呢？

为全心投入教学的老师正名
开价值五十多万元的宝马车上课、有七八个手机号码、三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副教授尹晓冰，可谓财气逼人。这并不算什么，因为更为咄咄逼人的是他独创的“教学毁灭论”。他“善意地提醒”大家，大学教师全心投入教学是一种照亮别人的自我毁灭。狂言疯语自然遭到口诛笔伐。我认为，仅仅声讨是不够的，还必须为全心投入教学的大学教师正名，因为大学教师的第一天职就是教学，其次才是科研及其他。

    近年来，随着社会价值观的剧变，部分大学教师按捺不住寂寞与清贫，出于改善生计或追逐利益，纷纷向钱靠拢。于是乎，自己的教学只要过关不被学生哄走、不让领导和学校为难即可，把本应用于教学的大量时间精力，用于教学之外的创收，或下海或从政，总之能够让荷包满满即是上策。讲师这等中级职称的大学教师，由于很难争取课题和项目，就只好多上课以获得微薄的课时费，往往承担了大量的教学任务。而那些为钱疯狂的副教授和教授，时常不愿多上一门课，以至教育部都不得不连连发红头文件要求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上课。可是，无论教育部如何三令五申，不愿上本科生课的教授们总能找到逃避的借口。

    教学是教师的天职，并且是第一天职。韩愈在《师说》中就指出，“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区别于其他职业的根本，就在于专门从事教育教学。如果说大学教师在教师这个职业中有什么特别之处的话，那就是，有些大学根据自己的发展定位，为了让教师的教学能更深广、更前沿、更专业，要求教师必须在教学的同时，还做研究——学科、领域、方向研究和教学研究。不过，这种研究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促进教学水平的提高和更好地教育学生。如果一个大学教师只做学术研究而不教学，或教学水平一般甚至差劲，那他就不适合大学教师的工作。

    73岁高龄但仍坚持给本科生上课的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姜伯驹教授曾说：“学生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教师不以教学为重，势必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根基。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近日透露，他已在学校常委会上提出，为鼓励老师潜心教学、激发教学热情、表彰“深爱学生且为学生所深爱”的老师，今后学校特聘教授的评价工作，应打破科研束缚，开评“教学型”教授。

    尹晓冰随后解释，自己的言论“纯系个人根据现实感受提出的看法”，但已很难收回负面影响。对于真正有责任心的大学教师而言，传道授业解惑依然是其本职。

学习、学习！

打开你自己
■ 王宏甲

　　人之初，是不知道有“我”的。后来，一定是从父母、从别的孩子的存在中，发现这世上有一个“我”。我是我，我不是别人。某天，当孩子发现“我”，这是人生中的一个重大事件。

　　但是不久，这个“我”就要经历被剥夺被改造。

　　“你不能这样。”“你不能那样。”

　　我是天真的，我会反抗。

　　“你不听话就把你扔出去！”

　　我太弱小了。我被扔出去怎么办？

　　这个问号意味着我会思考。

　　但是我不相信，我继续反抗。

　　我果真被推出门外。门关上了。

　　我哭了，世界突然变得天昏地暗。

　　起初的哭声仍然是一种反抗，我在愤怒地反抗，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呢！做父母的都想过，今天就得治一治他，然后横下心来让他哭。

　　渐渐，孩子哭得非常伤心。做父母的却很少知道孩子哭得非常伤心，更不知道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这情形常常发生在父母工作了一天回家的时刻，这情形常常发生在夜里，离家门更远的地方一片昏暗，没有人知道弱小的我是在哭泣中开始屈服，是在哭泣中向“我”的一部分告别。

　　随后，我虽然被父母放进了家门，但“我”的一部分却已经在门外丢失。一个按照大人的要求去生存的“我”悄然问世。这是“我”的一部分第一次遭到剥夺，被生我养我的父母剥夺。尽管每一个父母此时仍然深刻地爱自己的孩子，不知道自己从事了这样一场剥夺。

　　再大些，我又被教导：“你这样，人家会怎么说你！”

　　我知道了，我不仅要符合父母的要求，还要符合很多别人的要求。我一次次伤心落泪，当落泪减少时我长成了一个乖孩子。

　　我长大了到社会上去，更多的要求，更多的复杂关系包围着我。此时的我更知道，我要是被人看不顺眼被人议论，那可不像童年时父母吓唬把你扔出去，那是真会被排挤到不知哪儿去。你觉得心里不舒服，但你已经被培养成懂得要委屈自己、压制自己。

　　我是我吗？我是谁？全世界都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不知不觉，我已经懂得按照他人的眼光来剪裁自己。

　　这种剪裁等同于自我封闭。自己对自己的封闭，会封闭得自己都毫无察觉，封闭得几乎不留痕迹。心智难以开放，还经常畏首畏尾担惊受怕，生活就会变成一堆很难处理的问题，一堆麻烦，一堆悲伤。

　　生活中，每个人都会囚禁自己，所谓你是你的牢笼，打开你自己，解救你自己，是埋在心底的一种渴望。打开你自己，让我里面的“我”出来，与我达成和谐统一，那时的我，可能重新听见鸟叫，看见花开，可能发现心灵长出翅膀，那翅膀能重新触摸到童年的星星。

　　不要说社会封闭了你，那也许是不能避免的，也许是社会对人生的塑造。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生存在封闭状态。每个人都需要两次“出生”。第一次是母亲把我生出来，第二次就要自己让自己诞生。

　　打开你自己，你将发现，你的优雅，你的从容，你的光华与嘹亮，就住在你的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