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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到1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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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特是对吗？
　　这里，我们似乎糊涂了，究竟是我们错了，还是经济学错了，竟然矛盾的**被奉若圭臬。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首先我们要知道另一个区别，那就是经济学和政治的区别。经济学是选择的科学，经济学家只是从经济本身来看问题，而政治家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政治和社会等各种更为复杂的因素，经济学的任务是认识世界，政治家的任务是改造世界。当然，经济学家的建议是制定政策的依据之一，但不是惟一依据。认识经济规律是科学，制定政策是一门高深的艺术。研究经济学是经济学家的事，制定经济政策是政治家的事。
　　这里，无论是贸易自由还是贸易保护，似乎都是出于国家利益而做出的选择，在不同的时间做出的选择也不相同，事实上，很多国家就是同时选择了贸易保护和贸易自由。
　　事实上，拿破仑曾经锋芒毕露地说过，在世界当前情况下，任何国家要想采用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就法国商业政策来说，他在这句话里所表现的政治智慧，超过了他同时代一切经济学家在他们著作中所表现的。这位伟大的天才，以前并没研究过这些学说，却能明智地了解工业力量的性质与重要性，不能不叫人惊叹不置。
　　当美国还是一个工业不发达国家时，为了抵御英国工业的入侵，政府采纳了李斯特的保护主义理论，制订了严厉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斯密的自由主义学说却被素质高阁。但在保护主义政策下美国经济迅速崛起，当它已经在世界市场中确立了自己的霸权地位后，李斯特主义就被抛弃了，而美国开始宣扬斯密的世界主义和自由主义，并将他们全世界推销。
　　李斯特曾经深刻地说：“国家为了民族的最高利益，不但有理由而且有责任对商业加以某种约束和限制。”李斯特把保护贸易作为工业落后国家建成工业先进国家的手段，而在自由贸易下，那是无法实现的。只是对有发展前途的工业，而不是完全工业进行保护。当被保护的工业建立发展起来以后，应取消保护，因而是暂时保护，而不是永久保护。保护的方法主要使用关税，税率不宜过高，但也不宜过低。对进口产品征税后，价格因而上涨，消费者将受损；当工业成长起来后，价格势必下跌，消费者将受益。现在所受损失从将来所获利益中得到补偿，国家所获利益必然大于所受损失。

　离开中国制造的日子
　　2004年的圣诞节，美国人萨拉•邦焦尔尼突发奇想，决定从2005年1月1日起，带领全家开始尝试一年不买中国产品的日子，从而诞生了《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和一次有趣却又充满挫折的冒险：4岁的儿子不得不拥有标价68美元的“意大利”鞋；厨房的抽屉坏了，可找不到工具修理；购买生日蜡烛竟成了折磨人的头痛事，杂货店除了中国蜡烛，啥也没有；能到手的最“美国”的灯了，也用了中国制造的关键零件，是一盏混血台灯；墨盒、小电视、CD播放机、搅拌机的刀片、吸尘器都要靠中国来解决。丈夫去法国旅行买的纪念品艾菲尔铁塔钥匙链也是中国制造。在庞大的全球经济中，萨拉的琐碎生活充满了一个个发人深省、乐趣十足的片段。作者经过一年的艰辛尝试，证明中国货在美国普通人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的确，中国的产品行销全球，现在在世界上有两百多类中国产品销售量位居第一。而中国的电风扇占全球销售量的70%，电热水壶占55%，国际贸易货运集装箱占70%，全球港口集装箱的起重机占40%，纺织品、服装更是以价廉物美赢得全球消费者的青睐。中国的市场规模和经济实力意味着中国的经营模式将很快成为全球效仿的标准，而这种标准下不仅工资水平较低，而且劳动法保障不力，这在商业上被称作“中国价格”。
　　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非常充分，资金却非常匮乏，最终的结果是：劳动力的报酬低，而资本的利润率高，正是这一点，吸引了大量的外国资本，这也是中国的比较优势。
　　然而，贸易保护主义者总是声称：中国的工资水平比我们这里低得多，他们能够以非常低廉的成本生产玩具、服装、皮鞋等等，我们应该保护我们本地的生产商，对中国的产品征税，或者发布禁令。美国的确是这样做的，借助“反倾销法”阻碍进口中国产品，用以维护美国公司的利益，他们这么做的理由是保护本国的产业。
　　在它们眼中，美国工人没有能力和每天只有2、3美元工资的中国廉价工人进行竞争，这种荒谬的观点对于比较优势其实是个错误的理解。美国的工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娴熟的技能和大量的资本设备，这些因素促成了他们更高的生产力，而这正是他们高工资的来源。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低工资正是低生产力的体现。
　　相反，他们总会忽略很多事实，在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污染企业名单中，包括百事、惠尔普、博世等一些世界500强企业赫然在目，事实上，大部分上了污染企业名单的跨国公司在环保方面都拥有良好的口碑，但他们进入中国以后很快就“入乡随俗”，降低了环境标准。
　　外资往往把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逃避本国或发达国家严厉的环保法令限制，造成了中国大量消耗资源，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环保总局的一位副局长曾深有感触地说：
　　“什么是世界工厂？就是用自己的资源替发达国家生产低级工业品，用自己的身体去承受污染，所赚取的不过是微薄的加工利润”。
　　事实上，中国工厂并不是如同我们想象的那样， 尽管这里有低成本的大量熟练技术工人，这里有大批的工厂、设备，但更主要的是因为中国具有巨大而蓬勃发展的消费者市场。就如大前研一所说，中国是威胁，中国是顾客，中国也是机会，任何人都不能忽视中国。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的经营，中国迟早会成为主要的竞争对手和消费市场，因此你必须考虑好如何和它开展合作、竞争甚至加以利用。事实上， 这才是离不开中国的原因。

找一块自己的石头
　　中国加入WTO后，从2001年到2005年的短短4年间，中国货物贸易的进出口总额从5096亿美元增长到14221亿美元，排名从世界第六上升到世界第三。
　　当然，进入WTO，肯定会有一些受损害的企业，他们通常会说：“中国还很弱，打不过外国的强者，所以要保护中国。”
　　这时，我们心里应该明白，那是一种伪装的说法——受过训练的耳朵听到的应该是“我这个企业还很弱，打不过那几家外国先进企业，所以全社会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来保护我这个企业。”
　　的确，新兴行业的成本通常是高的，只有随着经验的增加才会降低，因此很多人认为只有保护企业免受国外的竞争，否则企业绝不能得到有效的生产经验。虽然经济学家们对此有些怀疑，大很多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都接受了这一观点。
　　经济学家认为，贸易保护核心是一种隐性税收，即把消费者的剩余转移给了生产者，而且缺乏透明性的政策鼓励了寻租的行为，各行业都把资源用于劝说政府实行对他们有力的政策。消费者、其他行业的工人往往没有组织性，对他们的伤害也往往被人忽视。因此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将发挥更大的政治影响力，也会更多的获得政府的支持。
　　如果这些还能够接受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杜绝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
　　前面我们已经理解了寻租的含义，获得贸易保护的厂商通常会通过贿赂的方式，以此获得免受国外竞争的保护，而这些企业中，有些是我们应该保护的，有些却是浪费消费者的资源，但真正判别两者的区别却又非常困难，可能我们至今还没找到“火眼金睛”。
　　但事实上，我们需要提防的是下面一种危险：
　　1958年创建的南孚电池，2003年以8亿元营收占据中国电池市场半壁江山，位列碱性电池生产商世界第五，而南孚的竞争对手美国吉列公司进入中国10年，始终无法在中国打开局面，其“金霸王”市场份额不及南孚的10％。
　　1999年，正值南孚的黄金时期，公司的数家股东以南孚电池69％的股份出资，与摩根斯坦利、荷兰国家投资银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合资，组建“中国电池有限公司”，其中：外方持股49％，中方持股51％。
　　但谁能料到，南孚的“进一步”却是如此令人黯然神伤、悲怆涕下。摩根斯坦利迅速各个击破，砸下重金先后收购了三家中方股东的股份，当其拥有南孚电池72％的控股权时，摩根斯坦利立即推翻原定将南孚海外上市的计划，以一亿美元的卖价将所持“中国电池有限公司”股份全部转手美国吉列公司。至此，南孚落入吉列囊中，沦为吉列的加工车间。

多种纤维协定
　　为了在世界范围内达成自由贸易的梦想，人们做出了不懈的努力。1947年成立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组织（GATT），而1994年4月15日，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部长会议上，正式成立了具全球性的世界贸易组织，就是我们熟知的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这个旨在促进全球贸易的组织，尽管已经覆盖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过经济学家们却笑称这些都是“谈无止境的君子协定”。
　　因为，人们一方面制定者贸易自由的协定，却又保留了许多公然反对贸易自由的组织，这似乎很让人难以理解，而下面这段关于《多种纤维协定》的历史似乎能是最好的解释。
　　《多种纤维协定》，这是一个关于纺织品和服装的双边或单边的复杂计划，它的核心含义是使协议签订国可以有选择的歧视性限制别国的纺织品，这几乎违反了关贸总协定GATT的每个准则，可却是一个能够持续了30年的复杂体系，并且每次都虚伪的声称要扩大纺织品和服装贸易。
　　下面还是让我们从《多种纤维协定》的历史来给你一个完整的答案。
　　1957年，迫于国内纺织品生产商的压力，美国同日本签订了《多种纤维协定》，限制日本向美国出口纺织品和服装的“自愿”出口，为美国纺织品生产商进行调整生产提供一段过渡期，协议的有效期为5年，从日本的进口减少了，却导致美国从亚洲其他低工资国家进口的增加，最后，在美国的单边压力下，其他国家也签署了这样协议。
　　随着亚洲棉制品对美国出口的减少，亚洲国家对欧洲市场的出口开始扩大，随后，欧洲国家也向对此进行限制，与此同时，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也转为纺织品和服装产品的进口国，日本的生产商也开始抵制亚洲低工资国家的纺织品。
　　新的低工资出口国开始成为受到配额限制的国家。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这些国家的出口被认为对进口国的国内生产商构成威胁，他们就要服从该协定，这个协定很快就成为有多个国家参与的，关于多种纤维和多种衣物制品的协定。最初《多种纤维协定》只是打算持续5年，结果却持续了30多年，并且在这段时间里限制越来越严格。
　　不过，更有趣的是，自始至终该协议的导言中都是这样描述的，“为纺织品的生产和纺织品贸易的扩张奠定坚实的基础”，但协议的第一条却说：“采取一些特别的措施……保证这项贸易有秩序的、公平的发展，避免队个别市场产生不良后果。”该协议的真实目的不言自明了，每次谈判都宣称要扩大贸易，但事实上贸易的限制越来越严格。
　　诺斯说过的那样，“规则不一定是按社会效率来制定的，相反，是为那些具有创新谈判能力和谈判规则的人制定的。”
　　有时候，规则无法约束人们的行为时，只能通过战争来解决。